2002年是仰融统治下的汽车与金融帝国发展到最辉煌[综述 图片 论坛]的时候。当时，华晨因拥有金杯客车、金杯通用、中兴皮卡、三江雷诺、中华轿车等8条生产线，被称为国内仅次于三大汽车集团的“第四汽”。这一年，他与英国罗孚达成合资协议，华晨出资将罗孚搬到中国宁波来。这是中国汽车企业第一次在国外老品牌前面充当救世主。然而，也是这一事件成为仰融与地方政府产权之争的导火索。

罗孚项目为什么选择宁波，仰融的理由有三点。第一，当地政府开明，政策优惠。据仰融回忆，罗孚落户宁波，买地、建厂房可以先使用后支付，可以极大地减轻前期投入的负担。而同时，罗孚项目的产品50%要出口，宁波是港口城市，政府承诺为罗孚项目投资兴建滚装船码头，这无疑为仰融节省了一大笔资金。第二，从配套半径看，长三角占中国零部件市场份额的70%，宁波具有地缘优势。而第三点，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宁波有一个“金娃娃”——宁波大桥即杭州湾跨海大桥项目吸引着仰融。

在仰融看来，他的部署并无不妥之处：“沈阳金杯投资5亿参与罗孚项目，日后必然能够得到数倍的投资收益；5年后宁波大桥建成，将极大解决上海至宁波交通堵塞问题，只会赚不会赔的，在汽车产业陷入低谷时是很好的资金输血源头。”

但是，站在辽宁省、沈阳市的角度看，仰融的这种做法无异于掏空金杯汽车，让金杯汽车为他在外省的项目输血。早在事情发生前，地方政府已对仰融不满：仰融口口声声说“华晨是国家的”，却背地里暗渡陈仓；不接受政府让步；不服从政府的汽车工业规划，不顾大局；在企业经营上独断专行，以资本运作为名屡屡超出企业能力的大型投资等等。而此次罗孚宁波建厂事件更使得一心想发展汽车工业的辽宁政府不可容忍。

当年，仰融凭借“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成功完成资本运作，顺利使“华晨中国汽车”在纽交所上市。但同时，他头上的这顶“红帽子”也使其产权主张掉进了暧昧的灰色地带中。从政府的角度看，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是一个非盈利组织，根据规定，凡进入基金会的财产属于公共财产，仰融一旦把华晨汽车划入基金会名下，就是放弃了所有权。从仰融的角度看，自己是实际出资人，根据“谁出资谁受益”的原则，自己至少应该拥有70%股权。最为关键的是，碍于上市需要，仰融当初并没有与基金会有任何书面协定。而且，仰融还多次公开声称“华晨属于国家”。不知不觉中，他已经有了一个“国营企业家”的声誉。

2003年3月21日，华晨汽车在英国宣布与罗孚合资的新闻，华晨出资1亿元买下宁波的建设用地，向罗孚支付1500万英镑的技术转让费用。这成了政府采取铁腕行动的导火索，政府和仰融展开了一场结果没有悬念的产权交锋。

就在合资宣布一周后，辽宁省紧急成立接收华晨资产工作小组开始全面清查核查、接收华晨资产。5月，仰融飞到山西五台山求神拜佛。随后住进了上海瑞金医院。月底，以旅游护照悄然赴美不归。6月18日，华晨汽车董事会解除了仰融的公司主席、总裁等职务，理由是“不恰当地做出与基金会的业务方针相违背的业务决策，并因而不能顾及本公司股东的集体利益”。 6月25日，在美国的仰融将持有的华晨中国股票在香港股市全数抛售，套现8968万元。他的4位助手留任。

身在海外，仰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起诉，其直接诉讼争议标的达20亿元，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产权纠纷案。为了表明自己的“合法无私”，他甚至签署委托书，宣布将法律确认之应得的华晨资产全部捐献给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或慈善机构。

4天后，被激怒的辽宁省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经济犯罪发出全球通缉令，正式批捕他。后来，仰融又在百慕大和美国联邦法院哥伦比亚特区分庭分别起诉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和华晨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但结果均以失败告终。仰融在此役中正式败北，只得安心蛰伏于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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