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习生到技术科长

他们这批人受到时任筹备组副主任的孟少农和老江泽民的热情接待。尤其是孟主任勉励他们做既懂理论知识又会动手操作的工程师，同时安排他们进行3个月的汽车实习，内容包括开汽车、拆汽车和装汽车。

他们在一所学校的操场上搭起一条席棚，在那里拆装汽车，包括苏联的吉斯150、嘎斯51、美国奇姆西（GMC）十轮卡。我曾听他讲过，他在大学里只学过发动机，没学过整车构造，通过拆装汽车，可算补了一课。他们白天操作，晚上还要看一些汽车使用和维修说明书等资料。

3个月后，汽车工业筹备组召开大会，他们见到了刚上任的筹备组主任郭力。筹备组训练科派他们到全国各地的工厂进行一年的专业实习。分专业时，大部分人选的是汽车设计、工厂设计和机械加工，而对铸造、锻造和冲压不感兴趣，认为又脏又累又不安全。老汪在拆装汽车时，看到汽车上冲压件最多，觉得冲压是汽车制造中的主要专业，于是主动要求选冲压专业。

老汪的要求立即得到批准。那时国内还没有合适的汽车专业冲压件厂，他就只能到自行车和机床厂实习。他去过沈阳机械局第九机械厂、沈阳自行车厂、沈阳机床一厂、三厂、五厂和天津自行车厂。1952年7月，实习期结束后，回到北京。这时第一汽车制造厂即将建设，汽车工业急需人才，他们这批实习生由汽车工业筹备组分配工作，当技术员。

一个月后，组织上找到他们中的8个人（陈善述、高忠华、丁敏华、刘经传、李传祚、昕元达、李松龄和汪声銮）谈话，要他们参加速成俄语学习班突击学俄语，3个月后去苏联实习。

1953年元旦一过，8名小伙子就登上了从北京到莫斯科的国际列车，他们坐了9天9夜的火车才到达。以后的一年半，他们在苏联斯大林汽车厂学习汽车生产与制造技术。1954年6月，他们坐火车回国，孟少农派人去火车站把他们接到了一汽，老汪被分配到车身厂技术科。那一年，老汪25岁。

我是1955年从天津大学分配到一汽参加建设的。1957年我们组建了家庭，早上一起上班，下班后共同切磋技术，日子过得虽然艰苦，但很快乐。1958年一汽开始试制红旗轿车，他所在的车身厂承担了车身、车架、车轮和所有冲压件的任务，他每天晚上要11、12点钟才能回家。当时我也在发动机厂挺杆车间工艺组，为红旗挺杆的试制和技术攻关而忙碌。

我记得有天晚上，都到了夜里12点半，老汪还没回家。那时不像现在，没电话可打。我心里很着急，怕出什么事。但这么晚了，我一个女同志出门也不方便。没办法，我就硬着头皮去敲邻居家的门——当时我们一个单元里住着三户人家：“老秦啊，这大冷天的，老汪还没回来……”

“哎哟，是吗？怎么回事？”老秦打开门说。

“外面黑着呢，你能不能陪我去冯总那里打听打听？”

我住在69栋楼，冯总是从美国回来的工程师，叫冯辅晋，住在55栋楼，隔得也不太远，走七八分钟就到了。敲开门，只见桌上一大堆技术资料，冯总和老汪正在研究工作。说真的，我真是气得都不愿理他了。他也直道歉。当时是真没办法，试制红旗开“庙会”，挑剩的只能留给技术骨干，老汪是技术科科长，必须要带头啃硬骨头。

老汪的人生哲学就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1965年，一机部成立专家组，从一汽抽调老汪和沈尧中两人，沈是机械加工方面的专家，现已去世。这一年半期间，为给中国汽车行业订购仪器和设备，他跑遍了法国、英国、瑞典、瑞士等欧洲国家。回国时，一汽派技术科的一位同志开车去接他。到家后，老汪拿出一个小红塑料盒放在桌上。这位同志很好奇：“老汪，你这是什么？”

打开一看，是一块没有蒙子的手表。原来他们出国，经过苏联大使馆时，正好碰上那里的一群蜜蜂搬家。大家纷纷躲闪，老汪不小心摔了一跤，把手表蒙子摔破了，秒针也不见了，但手表芯还是好的，他便找了个放刮胡刀的小塑料空盒装上。

老汪当时每月有些生活补助，用这些钱在西欧国家足以买好几块手表。但黄镇大使在一次会议上讲，大家出国要尽量节俭，因为外汇特别紧张。所以老汪什么也没买，就用塑料盒装上表芯，用了一年半，而把节省下来的钱全部交了党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