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汽车评论 央视“3.15”，越来越低调。攒了好大的劲儿，只曝了一层膜。其曝光力度之于汽车，逐年萎缩，越来越弱，越来越小，从锦湖轮胎到车膜，就象大炮打蚊子。看昨天的预告，貌似今早晨要曝光哪个不安全的汽车品牌，结果，只曝了一层膜。

与媒体曝光力度形成反差的是，汽车投诉升温。

而且，汽车投诉热点近年有向二线以下城市转移的明显趋向。

据综合消息，银川汽车消费纠纷连续3年居消费者投诉热点之首。突出问题为汽车发动机、变速箱存在质量问题；汽车预订、延期交车等合同履行不到位；个别经销商保养过程不透明、增加免费维修的条件、零配件价格偏高、降低售后服务标准、修理服务夸大故障、不据实修理、多收修理费等等。江阴汽车消费投诉创新高。2012年度汽车消费投诉量达41起，质量、合同、售后三大问题成为汽车消费投诉主要方面，包括新车质量、合同履约、强制消费、加价提车和售后服务维修不规范等情形。购车后出现质量问题的时间之短、频率之高令消费者很难接受。汽车检测机构少、检测费用昂贵、检测时间长、相关标准不完善，使消费者难以掌握有利的维权证据，造成消费者举证难、求偿难，维权成本高；此外，汽车售后维修服务缺少公正、清晰的服务标准，价格不透明，多收费、乱收费为消费者所垢病。

投诉到媒体的问题多，解决的很少。其原因，除了与媒体不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新闻属性有关，还有其它原因，诸如车主投降；封口成功；行政干预；利益牵绊等。

车主投降：车主在发现问题时恳求媒体，依赖媒体，于是记者慷慨上阵，义正词严，调查暗访。当问题查清，证据确凿，确实属于质量问题，记者写好新闻，排除干扰，准备发稿时，车主突然发生变化，反而替车商求情，恳请记者不要发稿。个中缘由是问题已经得到满意解决，车主不想结怨。而此番变化将媒体和记者至于尴尬境地。

封口成功：一款小车行驶途中车轴折断，车轮剥离，车主受伤。诉诸网络，引起关注。厂家迅速公关，许以超过车价的封口费，并短时间内将有关网帖删除完毕。于是此事不了了之，再无人提及。

行政干预：企业领导，无论国企私企，其与一定级别行政高层皆有关联，其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使其在官方具有相当话语权。一大城市记者因调查并曝光某品牌汽车的质量问题，便被该汽车厂家首脑诉至统辖媒体的官方，终至该记者被调往外地，远离家乡故土。

利益牵绊：某媒体见兄弟媒体得到一家民营汽车企业巨额广告费，心生艳羡，便找这家汽车企业商谈，遭到婉拒。被拒的媒体便连续三天重要版面大篇幅报道该汽车企业负面。企业区域主管只能越级找到董事长，诉以悲催遭遇。董事长当即电话通知该地负责招商的行政首脑，表示要将企业项目从该地全数撤出，原因是软环境太差。最终，媒体道歉，局部换人。企业平安无事。

从维权角度说，媒体大多心怀正义，为百姓汽车消费维权，往往仗义执言。但来自维权者的左右摇摆、车商阻挠、人情干扰、利益牵绊，使媒体为消费者维权阻力重重。可以说，媒体对舆论维权报道没有硬指标，不是非要有具体维权案例报道不可，在谁也没有因为不发维权报道稿件就活不下去的情势下，谁能舍身忘我，不顾一切，执意维权呢？况且，维权报道大多出力不讨好。媒体领导怕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山东烟台就有一家媒体新闻主管，因为策划了维权活动报道，自己的私家车停在报社门口，窗玻璃被砸，至今没能破案。

多年前某服务业为受到委屈的服务员发委屈奖。而媒体记者为给消费者维权，伸张正义，人被打、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私人财产受损失，只能暗自神伤。

重重阻碍和人情关系网使记者的汽车消费维权采访孤立无援。笔者在直播间批评某违法事主，竟有百姓讽刺说：“这位主持人好象跟他有仇”。

连第一时间微博爆料的央视主持人赵普，曝光之后也不得不被“保护性雪藏”半年之久以避风头，更遑论小小的地方媒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