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过马路根源在于红绿灯权威性缺失
作者:易新
核心提示:作为一个现代的政府管理部门,“管理”的职能更多地应该转化为“服务”的职能,治理中国式过马路更多地应该从本质上解决问题,树立红绿灯的权威性,为老百姓创造一个安全、方便、快捷的过马路的条件,而不是争当懒汉政府,一限了事,一罚了事。
凤凰汽车评论 据报道,自3月1日起浙江严管严惩8类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以来,全省已处罚各类行为近11万起,其中查处行人“中国式过马路”的闯红灯行为8283起。
很多人看了这个报道后第一反映就是中国人素质真差,连基本的红灯停绿灯行都不遵守,一言以概之,就是“丑陋的中国人”。
果真是因为国人的素质已经差到无法容忍,丢脸丢到全世界的程度了吗?
非也,“中国式过马路”固然有国人素质低的原因,但更多的还是因为红绿灯权威性的缺失。
按照道理,红灯停绿灯行是个铁的定律,必须遵守,不容冒犯,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大”领导漠视红灯。
“封路”“限行”“警车开道”的初衷是为了确保国家领导人安全的需要,但在中国,这一特权却被无限放大,甚至一些县乡领导、企业领导在一些活动时都要显摆这一特权,一些政府部门的车辆肆意闯红灯,渺视交通规则。
所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部门管理人员可以利用自己的职权完全无视红绿灯的概念,将红绿灯“打造”成只对“管理”普通老百姓的工具,无形中就降低了红绿灯的权威性。
当然,我们也欣慰地看到,新一届中央领导上台之后,这一“恶习”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观,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央领导都带头践行出行不封路,但这一现象的彻底改变还有待时日。
其次,红绿灯设计存在不科学不合理的现象。
虽然红灯停绿灯行是交通规则,必须遵守。但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更迫切需要解决的是遵纪守法难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执法之前,必须给老百姓创造一个可以不违法也能快速、安全过马路的环境。
就如央视报道的,有的路口的绿灯亮的时间根本不容许行人过完马路,有的路口设计即使是行人在绿灯亮的时候过马路也会遭遇过往的车辆等等。如果红绿灯失灵,失去权威,老百姓为何要相信红绿灯?既然红绿灯不能保证自己的交通安全,那还不如相信自己的眼睛,又免了等红灯之苦,何乐而不为?
所以,“中国式过马路”现象的存在绝不能单纯意义上把其归结为中国人素质差,作为政府管理部门,更不能把所有的问题和原因都归结在行人身上,采用“中国式治理”来管理“中国式过马路”。
如果用真的采用治乱世当用重典的思想,对“中国式过马路”一罚了事,只会本末倒置,增加社会矛盾,使交警成为第二个城管。
城管之所以臭名昭著,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其暴力执法,譬如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城管殴打女商贩,云南城管将盲人乞丐殴打并抛进河中的新闻。因此广大的人民群众对城管可以说是恨得“咬牙切齿”,即使是小贩追砍城管这样的事件发生,多数人的心态都是打得好,该打,城管与老百姓之间的关系俨然已上升到水火不容的“敌我矛盾”阶段。
交警采用罚款的方式处理闯红灯的行人,实际与城管掀翻小贩的摊子没什么两样,都是暴力执法,都是一种“懒汉”式管理,都是把自己和普通老百姓的关系塑造为“猫”和“老鼠”的关系,上升到“敌我矛盾”的高度。
笔者认为,作为一个现代的政府管理部门,“管理”的职能更多地应该转化为“服务”的职能,治理中国式过马路更多地应该从本质上解决问题,树立红绿灯的权威性,为老百姓创造一个安全、方便、快捷的过马路的条件,而不是争当懒汉政府,一限了事,一罚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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