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一种信仰

“顾董，您的事迹公开报道已经很多了，包括在网上你与网友的实时对话，你在‘两会’期间的多次发言，我感觉每次都很精彩，一直在我的关注之中。我非常欣赏你的‘改革是一种信仰’的观点，没有信仰，谁会去做那些难上加难的事呢？” 顾欣和善一笑，从容应道：“对，人必须要有信仰，而且要把信仰当成事业来完成，虽然有时候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挫折，但你只要有信仰，就会坚韧不拔一往无前。没办法，我就是这么一种人。”

说到这儿，他用目光扫视了一下四周，接着说道：“作为一个文化人，我一直有一种体会，总觉得我们的文化体制跟市场是游离的，缺乏竞争，自我感觉却非常好。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得太快了，商界中懂艺术的人不多，追星捧星的人却不少。这样就把我们的文化搞砸了，其中也包括文化人，他们在自恋的同时，还真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实际上，一国文化的好与不好，应该由市场来检验，由大众来评定。市场的主体就是人民。不管你演什么，普通百姓都是最大的受众。老百姓的关注度，理应成为文化人的行动自觉和不变的理念，否则，你只能自恋，自恋到唱不动为止。那时回头再看，以往的成就，都是过眼云烟，没有给民族和社会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你不过是个牺牲品。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一些历史上的好东西，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资源很丰富，我们却不会转化利用它，这也是刺激我进京参与文化体制改革的真正原因。”

顾欣谈锋甚健，思路清晰，对于文化中国的当代国情和现状，有着清晰而独到的见解。

“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博大精深，这一点谁都无法否认。可惜，无论我们去欧洲、还是到美国，却很少看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实际上，你在欧洲人的心目中，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包括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到底有多少影响力？可以肯定地说，很少，很可怜，也很可悲。中国文化与市场与世界脱节的现状，只能通过体制改革来改变它。所有的国有专业文艺院团，只有作为文化市场中的一个主体，才有可能在竞争的压力下不断反思自己，修正自己，主动生产市场上最需要的产品，才会真正融入到时代之中，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认识上的清醒和提升，使我越来越感觉到，改革就是一种信仰。一项事业一旦成为信仰，也就没有了回旋的余地，只能义无反顾地往前走。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实际上，一个人活着就应该有信仰，有了信仰才会有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也是我为什么在体制改革中必须这么做不那么做的另一个原因，对此，有人不理解情有可原。

顾欣的话语滔滔，我一直在细细打量着他。从他那儒雅的言谈举止中，你丝毫看不出他是一个经受过磨难的改革践行者。眉清目秀风度翩翩的他，看上去很潇洒，很阳光，极像一个生活优裕心情快乐的大男孩儿，怎么可能会是一个弊了一肚子委屈的改革家？

我想，此时的我应该成为一个忠实的倾听者。多听他倾诉，任由他发泄，尽量给他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只有这样，我和我的读者们才能从中了解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当然，我也想帮他，但不知道我能帮他些什么。想到这儿，我有意打断了他的讲话，插进来一个貌似轻松实则严肃的人生话题： “你什么时候最快乐？”

他莞尔一笑，不假思索地说：“今天——”稍稍停顿了一下，又解释说：“今天是我最开心的日子，每天我都是这样的感觉。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鲜花和掌声都是过去时，只有今天才是最开心的，才是最难忘的。”

他的回答有点出人意料，却又没有超出话题的范围，显现出一种不易被人察觉的机敏。用一种风趣的语言来问答一个严肃的提问，客观效果会出奇的好，现场因此而弥漫出一种活泼轻松的气氛。因为他的话极具感染力，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用心智交锋的方式与人交流，真的是一件很愉快的事，他大概察觉了我的用意，尽管思路不时被我切断，却又总能警觉地使其想谈的主线断而复接，自动延伸。其实，他谈的所有内容，都是我想要的，我就是想通过多角度、多层面的对话方式，深入了解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立体的人。

顾欣继续用他那特有的磁性音色侃侃而谈：

“体制改革这种事，想想都会知道有多难，改革者一定要有颗大心脏，把改革当成一种信仰，才能顶住各方面压力。否则，在压力和困难面前，谁都难免心生退意。有时候我也会想，整天累死累活的我这是干什么呢？唱歌唱得好好的，凡是别人能够享受到的快乐，包括舞台上的快乐，对我来说都不是什么难事，为什么要放弃快乐，选择劳累，走上这样一条荆棘丛生苦不堪言的坎坷之路？反过来再一想，我人生的电影脚本就是这么写的，角色也是自己定的，没人强迫我，非我要这么做，说明我的骨子里，本身就带有以苦为乐的基因，我天生就应该是这样一种人。当然，在旁人看来，我的选择是不可理喻的，甚至把我看成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顶多也就这样了，还能有什么？我就是我，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凡人喜欢的东西我都喜欢，只不过我有点理想、有点信仰罢了。”

这番话虽然说得很随意，却于不经意间流露出一个成功人士不可或缺的自信。 “人就活一辈子，不做事是一辈子，做事也是一辈子。就像我现在整天忙碌的事，我可以做，也可以不做。不做体制改革的事，我会去做文化产业。因为我坚信，只有把我们的文化产业搞上去，才会有中国文化人自己的独立价值。有时候，人们经常说起同行的这个那个，我也不例外，几十万佣金过去也拿过，但实际上，我对这种做法是持批判态度的。因为，这样一来，整个演出市场的秩序就破坏了。那些外国的大牌歌星，他们在本国的歌剧院里演一场也就是一两万美元，没有理由来中国演一场就要几十万美元，没有道理嘛。可演出市场的秩序一旦破坏了，后面就会带来一连串问题，首先是把中国老百姓的审美定位给打破了。审美定位一旦被打破，后面还会带来更大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审美将如何定位，如果还没有达到很高定位的话，对今后的民族文化发展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这些都不是票房能解决的。这是一国文化骨子里、血液里的东西。文化基因一旦发生突变，后果很恐怖。”

话题聊到这个份儿上，气氛就不可能轻松了，因为这个话题太大了。看来，改革不仅是信仰之间的较量，还是观念之间的比拼。不过，通过这番交谈，我倒有一个异样的感觉，好像我的大脑忽然变得异常的灵动，思维比任何时候都要清晰。顾欣的这种清醒，大概就属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命运给予我们的不是失败之酒，而是机会之杯”的政治清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