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农历11月6日，我出生在江苏宜兴。父亲是清朝末代秀才，应该说很有见识。我大哥史中奇，学习成绩很不错，中学本来应该读6年，他跳级只学了4年，后来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以下简称上海交大)。那时的上海交大甚至比清华大学还有名。父亲为培养他，到处借钱让他读书。之后，他去德国留学，专业是电机。回国后，他到上海交大当教授。

我原本1939年从浙江大学机械系毕业，但是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我们学校搬迁到了贵阳。我的一个同学刘奎斗劝我和他一起去前线参加抗战，我觉得我是学技术的，要用技术抗战。随后，我就不上学了，到贵阳的马王庙汽车修理厂工作，它当时是全国最大最好的修理厂，我在那里工作也就是为抗战做贡献。

一年后我回到学校，1940年正式毕业。毕业后，我在贵阳的一个汽车零部件制造厂工作。厂里分来了不少大学生，厂长也是上海交大毕业生，知道我大哥功课不错，也相信我学得很好。所有厂里使用的技术资料，基本上都是由我翻译成中文。

我的英文不错，全是在上中学时打下的基础。初中三年我实际上只读了两年不到，当时除了语文，其他科目，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等，用的都是英语教材。我那时学的英语，到现在有些重要地方还能背下来。

因为我工作出色，经人介绍，我准备到位于重庆的中央汽车配件制造厂工作。这个厂最初只做零部件，不但做进口汽车配件，还做工艺配件和修理用的配件。做到一定程度后，他们就想做汽车。要造汽车，就得有设计人员和技术人员。我刚到厂里还没有工作，厂领导就决定派一批人出国实习，我是其中之一。我记得当时派我的厂长名字叫做王树芳。

那是抗日战争前，我们坐船经过印度洋穿过大西洋才到的美国底特律。在美国不到2年时间，我先后在斯蒂倍克(Studebaker)和福特汽车厂实习，主要学汽车构造、汽车设计、汽车试验以及汽车定型等。可以说把整个研发体系都学了一遍，同时认识到了汽车大规模生产的重要性。在汽车工厂实习时，我认识了在那里实习的孟少农。

不到2年时间，我决定回国。当时和我去美国的十几个人只有我一个人回来了。我这次坐船是通过太平洋回到上海。当时，恰好上海解放，所有回国的人都到华东工业部报到。

这个部下面有三个汽车修理厂：一个在杭州，一个在南京，一个在上海。上海和南京的修理厂都是在原来汽车保修厂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大，而杭州是个新修理厂，由我负责设计，各种条件都比老厂要好。设计完后，华东工业部就派我当杭州修理厂厂长。

由于我不是共产党员，上级领导就派了个党员过来当一把手。这个人也毕业于浙江大学，从美国留学后，他先是回到浙江大学教书，但他的课，学生都不欢迎。临时找不到人怎么办？就由我代替。这门课教完后，学校还想留我，让我当副教授。教书时，我最高月薪拿过200多块，这比当时很多厂长的工资都要高。但我还想做跟汽车技术有关的工作，于是就重新回到杭州汽车修理厂。

后来，修理厂的共产党员都被调到全国各地去了。厂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由一把手出面，我则负责技术工作。尽管如此，开技术会时大家都喜欢听我讲。

那时就有个奇怪的想法，我非常相信共产党，觉得共产党的主张是对的，因此无论开什么会，我都是站在维护党的声誉的一方。当时，我的同学中也有很多共产党员，他们经常跟我联系，让我加入共产党。但我只想在技术方面做出一些成绩来，没想太多，也没加入。

一直到很多年后，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我当时在一汽，厂领导问我愿不愿意加入共产党，我才正式入党。

1952年，时任重工业部汽车工业筹备组副主任的孟少农有次出差到杭州，见到我后，认为我是汽车工业需要的人才，就把我调到筹备组。这样，我直接从杭州到了北京，再后来就到了长春一汽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