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当时条件下，要做轿车谈何容易。轿车连个影都没有，甚至连样品都没有。1956年6月，我带上胡同勋(发动机设计工程师)去北京搜集资料。到北京后，也没找到像样的图纸和文件。我们在外国车中挑来挑去，最终挑了两款样车：一个是法国西姆卡Simca Vedette，一个是美国福特Zepher。找好后，我们回到厂里，向部里打报告，请求批准调拨。结果不到两个月，样车就运到了厂里。

设计时孟总也参加了。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最终确定的设计原则是，底盘和车身设计参考法国Simca的Vedetti(这是一款中级轿车，适合干部开会的用车标准)。发动机则仿照奔驰190，车头标志确定为一条金色的龙，象征中华民族，车身后大灯为我国古代宫廷中使用的宫灯。变速器采用自己设计制造的三挡机械变速器。车身要结合民族风格是孟总最早提出来的，这个设计风格跟我的意见一致。

轿车设计工作进展很快。我们按照苏联汽车设计程序，做泥模，绘制总布置图，各种跳动图，然后绘制总成图，零件图。不到半年时间，我们就完成了设计图纸。每一阶段，孟总都亲自审核把关。

有一次，孟总陪清华大学教授宋镜瀛到设计处参观，看到了1：1的泥模型，宋听说轿车还没有确定名字，就说，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的年代，建议取名为“东风”。孟总表示同意，便将车名确定为“东风”。

第一辆东风牌轿车的试制，我们用了不到一年时间。最初，我们在车身侧面嵌上的是“第一汽车制造厂”几个字，结果厂领导不同意，表示一定要加上“中国”两个字，所以后来东风样车上嵌的字就是“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字样。实际上，这种做法我是不赞成的。你想想，其他有哪个国家是这样做的？奔驰没印德国奔驰，克莱斯勒没印美国克莱斯勒，凯迪拉克也没印美国凯迪拉克。但我们也只能按照上面的意思做。

现在看起来，我们设计的第一辆东风中级车比较适合中国国情，而且设计得也还不错。试制时，我请来了上海汽车设计厂的技术工人，让他们参加设计。1958年4月初，全厂动员，加速试制，终于在1958年5月12日5时30分，第一辆东风样车开出车间，当时，所有参与设计和制造的工作人员都一夜没合眼，大家都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

也是这一天，我们决定以东风样车向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献礼。东风项目负责人是郭力。他是一汽副厂长兼总工程师。郭力非常信任我。他知道我在美国福特汽车厂实习过，就问我，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学到手后，还能不能用？起初我都不敢说，后来我说，能用。他说，不能用，资本主义国家怎么能发展呢？还谈了他的很多做法。

东风样车出来后，郭力让我负责，带领济世彪(机修车间工部主任)、田玉坤(设计处试验司机)和钱海贵等人将东风护送到北京。在这些人员中，只有我不是党员。在那个时候，不是党员，怎么可能有机会送车到中南海呢？

车运到北京后，由饶斌厂长，饶厂长秘书李岚清，和他的司机钱海贵一起，将东风样车送到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同志处，由他首先审看。东风样车车身为红色，筒式前大灯，车上一条金龙，金龙下面是汉语拼音的“DONG FENG”。

“这是什么意思？”杨指着拼音问。

“‘东风 ’两字的拼音。”饶斌回答说。

“这个不好，看不懂的还以为是外国车呢。要换上汉字，明天早晨把车送到怀仁堂，这样中央领导们都能看到。”杨尚昆同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