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名字

1984年，福源调任一汽轿车分厂副厂长，分管技术。当年是国庆35周年，一汽接受了制造2辆大红旗检阅车的任务。由于检阅车技术要求特殊，要防弹、有自动升降活动篷、有检阅时首长脚踏的升降台等。这些技术要求在国内汽车制造业尚属空白，当时既无感性认识，也没有任何技术资料。而从设计到制造，只有9个月时间，相当紧迫。

轿车厂党委决定成立检阅车研制领导小组，组长是轿车厂总工程师赵静岩，福源和另一位副厂长崔洪松任副组长。他们组建了专用车车间，抽调各科室车间各工种精兵强将近40人，形成封闭的生产调试场地，对设计人员按项目分工，编制网络进度。

这里有几个技术非常关键。一是检阅车的活动篷开启闭合是采用手动还是自动控制？设计科倾向于自动控制，理由是检阅时有特殊情况或下雨时随时都可开启或者闭合，如果是手动控制，司机操纵起来很困难。

福源经过深入调查，听取了很多设计师的两种意见后，提出用手动控制。他认为，自动控制虽然好，但没有充分时间来研究，况且自动控制存在操作上的很多不安全因素，这2辆检阅车不能有半点闪失，必须做到万无一失。尤其是活动篷不用时一定要有锁紧装置，绝对不能失控。领导小组采纳了福源的意见。

另一个关键技术是发动机，当时也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支持用福特发动机，理由是马力大，不用担心检阅车因为加装防弹活动篷和升降台装置而带来的自重加大问题，更重要的是，福特发动机如果匹配得好的话，还可能克服检阅车长时间超低速行驶使水温油温过高的缺陷，但要装福特发动机的前提是必须保证到厂时间。

另一种意见是装我们自己的红旗发动机，理由是现有从国管局返回来的十几辆红旗车所装的发动机都是经过严格试验挑选的，不用重新组织生产，拆两台就行，质量有保证，时间有保证。马力虽然比福特发动机低，但我们的发动机在红旗保险车上表现良好。

福源和领导小组认为，这两种发动机都存在不足，都需要采取措施解决，而在红旗发动机上动手术更得心应手，更有把握，因此确定用红旗发动机。

为保证低速行驶不熄火、不开锅，攻克一个个难关后，紧接着进行道路试验。15公里稳定车速，在气温高达27度的天气里整整试验了半个月。在通往老怀德的道路上，农民骑着自行车都赶上了低速行驶的红旗检阅车，他们还以为领导来视察庄稼生长情况呢！热情地告诉试车的同志们：“前面那片庄稼长势比这片还好。”试车的同志们只好笑着点头。

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福源起得特别早，大约是凌晨三四点钟，说是要到附近孟家屯部队机场检验防弹材料。

“真用实弹射击啊？”我问。

“那当然。”

结果进口的防弹布没有达到标准，领导小组决定改用自制材料。

就这样，红旗检阅车试制人员度过了250多个日日夜夜，终于在1984年9月5日凌晨，崔厂长等人将检阅车送往中南海，项目小组胜利完成了邓小平同志国庆35周年阅兵用车的历史任务。10月1日上午，福源在家收看阅兵式，我为他拍了一张照片留念。不久，轿车厂收到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签发的嘉奖令，总厂也给轿车厂记了特等功。

这里还有个小故事。在特等功名单中，福源的名字列在最后，很多人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上报名单时，福源发现少了一位老工人，一问才知道，那位老工人因身体有病只参加了一半工作。福源认为这样不太合适，就去掉了自己名字，加上了老工人。名单报到总厂领导，领导看到后就问：“怎么没有吕福源？”知道事情原委后，领导把福源名字重新加上，所以他就成了正式名单上的最后一个人。

一汽进入到以产品换型为中心的第二次创业中，福源在技术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1984年5月，福源被评为一汽换型改造一等功臣。

“魔鬼风暴”事件

1985年福源到一汽总厂任副厂长兼总经济师，负责经营、规划发展、外经外贸，后来还负责教育、人事等工作。在此之前，一汽老厂长黄兆銮等那一届领导班子就提出，一汽不能只搞中型卡车，并已经从国家那里争取到6万辆轻型车项目。而福源这一届以耿昭杰为厂长的领导班子思想出现了关键变化，他们在讨论时就说过要干中高级轿车，而既然国家同意一汽上轻型车，一汽在引进轻型车的同时，就应让它的发动机也能匹配到轿车上，形成轻轿结合的战略，可谓一举两得。

而且一汽有这个实力和基础。一汽有个几十年的轿车分厂，有从工人到技术人员的整套技术力量。这是其他任何厂都比不了的。同时，他们看到了国内市场对高级轿车的需求，改革开放前海南岛的进口汽车事件就是证明。

轻轿结合战略中，最关键的是要拿到发动机，这个战略才能实施。一汽领导班子投入很大力量，不止福源，好几位领导如范恒光厂长都到过底特律，看了克莱斯勒的488型轻型发动机。大家都认为这个发动机动力性好、油耗低、经济性好，既适用于轿车又适用于轻型卡车，就选定了这个发动机。然后就谈判，困难很多。

最终福源负责主持并完成了引进美国克莱斯勒公司年产30万台2.0L轻型发动机的生产技术和制造设备的项目。光制造设备就270多台，装了400多个很大的集装箱。装运前摆在那里像一座山。

双方在美国底特律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包括当时的克莱斯勒副总裁、底特律市市长、中国驻美大使馆人员，福源作为企业负责人发表讲话。有意思的是，这是福源第一次用英语在美国电视台发表讲话，他强调了这次技术引进对中美汽车工业合作的意义，对一汽发展的重要意义，对克莱斯勒下一步和一汽合作的意义，大家评价都很高，美国好多家电视台同时播出。

但接下来的事情更充满挑战，这就是汽车行业著名的“魔鬼风暴”事件。在底特律运设备时，集装箱装了441箱，当时派去的一艘中国远洋运输公司大连的“居庸关”号货轮，船舱基本都装满了。还剩下一些空间，船长就对福源建议，回去时有风浪，这些空的部分，再去买点木头，把它撑满，这样不至于让机器碰壁。福源又去买了些木材，用了近20万美元，把船舱全撑满。事实上这些木头也买对了。

后来货轮在加勒比海遇到了特大风暴袭击，据说13级，被称为“魔鬼风暴”。货轮倾斜28度角，摆了24小时，使设备严重受损。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幕，一天清晨，福源在家里接到电话后，脸色沉重，他让负责验收的领导亲自上船开舱去看。得到的回答是“不忍目睹，就像一堆废铜烂铁”。

据估算，1500万～1600万美元的设备，损失掉400万美元。紧接着福源提出第二轮谈判，一定要索赔，不仅是中国保险公司，克莱斯勒也要赔一部分，因为美国人在装卸中有问题，有些地方漏钉，木头不合格，加重了损失。同时中国保险公司也说，你们如果还有爱国主义的话，美国人也必须赔。

但美国人觉得委屈，在离上法庭仲裁只差一步的最后关头，福源提出一个非常开放性的解决方案：安排克莱斯勒方面到大连港查看损毁设备和事故记录，要求船业公司把损失透明化。

福源又与美方展开了新一轮谈判，双方辩论得十分激烈，各不相让，曾经一度完全陷入僵局。这里牵涉到前美国驻华大使伍德科克。这个人是中间商，美国ATC公司董事。他是个非常能干的谈判专家，是美国汽车工业专门负责谈判的人物。最关键的一场谈判从晚上7点谈到深夜11点，只有3个人：伍德科克对李光荣和福源。

伍德科克说：“你没有任何可能让美国公司赔偿，这在全世界工业史上都是不能接受的，你自己遇到了世界都知道的魔鬼风暴，是不可抗力，但要让我们来赔，要在世界面前留下一个大笑话，你本身要求索赔就不合理。”

福源很快想出了个主意。他说：“好，既然是不可抗力。你不承认美国方面有责任，你要完全用不可抗力，我们也用不可抗力。如果我遭遇了不可抗力，两年就不能投产，让我自己来承担的话，400多万美元的损失，我还要重新整修，我还要自己去筹集资金，那么，所有合同上的其他义务，包括我对美国卖这个设备付款的义务，后面的技术转让义务，也两年都不能够履行。”实际上，这个损失加起来，比他赔8%～10%要大一倍多。

最后，伍德科克无奈地笑了：“你们很聪明。我拿这个理由跟克莱斯勒说，我相信他们能赔。”福源提出的赔偿额是10%，最后达成协议是8%。因为，为了尽快解决这一场谈判，快速投产是主要的。福源也因此与伍德科克成为好朋友。

结果是，保险公司赔付363万美元，先预支200万美元，克莱斯勒公司赔付37.75万美元，加起来是400.75万美元。经历此事件全过程的一汽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孟世孔说：这次海损索赔工作非常成功，真了不起！这次发动机引进和海损索赔为一汽对外合作开了个好头。

后来，二发厂的广大干部和工人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积极努力，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把美方代表预言短期内无法修复的海损设备全部修复，焕然一新，安装就位。使发动机顺利投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