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9月24日报道 “我跟着中国汽车走了60年，对它太熟悉了。”坐在陈祖涛家中，跟随这位81岁老人的思绪，回忆60年来中国汽车的跌宕起伏，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半个多世纪[综述 图片 论坛]前，陈祖涛在苏联的求学生涯，曾被人们视为一个传奇。新中国诞生以来，陈祖涛投身汽车制造工业的经历，则更像是一部史书，记载了中国汽车从蹒跚学步到高速驰骋的全过程。受益于老人惊人的记忆力，那些精彩的历史片段，犹如立体电影般，在记者脑海中回放，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段不可错过的时光旅行。
“筹建一汽的时候，苏联一共派了200个专家。他们告诉我：‘还不够，你们得从中国送实习生来。’于是我们连续送了几年，从厂长到工人，一共送了508个实习生，这当中，包括江泽民和李岚清。”
要想追溯中国汽车的起源，你一定要了解陈祖涛的父亲陈昌浩。在陈祖涛家客厅的立柜上，摆放着他父亲的铜像，这位在1967年去世的先辈，曾是红四方面军政委。
1939年，刚满11岁的陈祖涛从延安跟随父亲前往苏联。“当时周总理胳膊受了伤，中央决定由邓颖超陪他去苏联治疗，而我父亲也有严重的胃病，决定一同去治疗，就这样把我带去了。”
到了莫斯科，年幼的陈祖涛被送往莫尼诺的第二国际儿童院，一年后陈祖涛入学读书，在那里完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学业。“我的俄文基础就是在那些年打好的，以至于后来，说汉语还不如说俄语流利。”
在苏联最高学府——鲍曼高级技术学院学习时，一心想继承父辈理想、志愿读坦克专业的陈祖涛，由于苏联要求军工专业只收俄罗斯族人，而选择了与之最相近的机械专业。“从大学三年级开始，我每年都到工厂去实习，每次都去斯大林汽车厂，那可是当时苏联最大的汽车厂。汽车是机械类别最齐全的一个行业，冲压、加工、组装等，包罗万象，所以我对那个最有感情。”
凭借专业知识与良好的俄文底子，陈祖涛参与了后来苏联援建中国156[综述 图片 论坛]个项目的谈判。陈祖涛说，当时中国的俄文翻译屈指可数，除了主席和总理，到中层这一级，几乎没有翻译，所以机械组通过使馆找翻译，就找到了他。“那时我还是大学四年级，苏联援建的这156个项目，给我国民用、军用几乎所有工业打下了基础，这个到现在都不能否定。”
1951年，陈祖涛大学毕业后回国，遇到了周总理。“总理问我想做什么，我说我想搞汽车，总理说好，我们正在筹建长春第一汽车厂，你再去趟苏联吧。”作为前期筹建人员，陈祖涛在苏联待了3年，1955年回国，那时一汽已经建到一半了，陈祖涛又参加了后半期的建设。
“筹建一汽的时候，苏联一共派了200个专家。他们告诉我：‘还不够，你们得从中国送实习生来。’于是我们连续送了几年，从厂长到工人，一共送了508个实习生，这当中，包括江泽民和李岚清。”
“中国汽车工业的建设，从零开始，我就参加了。一汽于1956年投产，1964年又决定建二汽，我是第一任总工程师，以后像南汽、重汽的建设我都参与了。所以我对汽车工业比较熟悉，对现在主要的汽车厂老总，也都能叫上名字。”陈祖涛说。
“尼克松1972年来中国访问，周总理带了一批红旗车在机场接他，而他自己带了一辆凯迪拉克。总理说：‘你坐我们的车吧。’他就同意了。但是，总理不清楚，尼克松更不清楚，白天这辆车在路上跑，晚上一大批人在里面维修，保证第二天不出毛病。”
“一汽是1956年投产，红旗是1958年开始搞的。我以前说过，造卡车是小学水平，造小轿车是大学水平。一汽建成才两年，就要从小学跳到大学，这可是不得了啊！”在陈祖涛看来，当时的情况是我们这一代无法理解的，“大跃进、大炼钢铁、超英赶美，这些口号多么鼓舞人心，所有人都很兴奋！”
“当时我们各方面都不行，所以采取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我们叫做‘赶庙会’。所谓‘赶庙会’，就是把一个美国的车子开膛了、解剖了，把几万个零件摆摊，号召全厂职工和技术干部去研究、去攻关。”陈祖涛回忆，当时管技术的是原一汽总经理竺延风的父亲竺培耀，为了造一个V型八缸发动机，他从铸造分厂生产的铸件里面挑，几百个当中能挑出一个合格的，就这样把发动机做出来了。
“第一辆红旗，外壳是我们从上海请了10个八级钣金工敲出来的，前脸设计成中国的扇形，车后灯是宫灯，车灯盖是象牙雕刻的，座椅料子是丝绸的。”陈祖涛坦言，当时根本就没成本概念，也没人去算造一辆车花多少钱，第一辆红旗就是这样被“敲”出来的，并参加了1958年的国庆游行。
“中央领导坐的第一批轿车是苏联送的，叫吉斯110型，那个车子可是要按部就班地做，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做出来的。而红旗车，我们只花了一年就做出来了，所有人都很高兴。1959年，我们生产了一批红旗车，其实就是‘敲’了一批，大概有几十辆，在北京参加了国庆十周年的游行活动，当时真是声势浩大啊！”
陈祖涛说，像发动机、变速箱以及其它总成，全部都是千里挑一、正正规规做出来的。迄今为止，还有一件事令他记忆犹新：“尼克松1972年来中国访问，周总理带了一批红旗车在机场接他，而他自己带了一辆凯迪拉克。总理说：‘你坐我们的车吧。’他就同意了。但是，总理不清楚，尼克松更不清楚，白天这辆车在路上跑，晚上一大批人在里面维修，保证第二天不出毛病。”
陈祖涛回忆，后来他经常出国，有中国大使见到他就说，在国外一直坐奔驰车，总觉得不自在，所以特别想坐自己国家的车。“于是我给他们送了几辆红旗车，过了两年，我又去，他们说，那红旗车不行。”
当时一个中国驻法大使告诉陈祖涛，有一次，各国大使去机场迎接一个外交使团，回程的时候，中国大使坐的红旗车抛锚了，眼睁睁地看着别的大使的车一个个飞驰而去。“人家全走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大使埋怨道。
“万里副总理有一次出去视察，红旗车回来在半路上出了问题，他就从车上下来，坐公共汽车回到办公室。这在当时是大笑话，我们听了以后脸都红了。”陈祖涛说。
随着红旗车出现各种质量问题，埋怨的声音越来越多。1981年，国务院做了个决定，停止红旗车生产。到那时为止，全国总共生产了1540辆红旗车。
“邓小平坐着红旗保险车从天安门出来，秦基伟向他报告，他坐的也是保险车。车队向东单开去，过了20分钟还没有回来，我就开始冒虚汗了。我心里想：如果又抛锚了，那可把国家的脸丢尽了。又过了10分钟，车队终于回来了，一场虚惊啊！”
尽管国务院决定停止红旗车生产，但陈祖涛仍然抛不下那份红旗情结。从最初的政治任务，到中国汽车的象征，红旗肩负的使命意义是非同寻常的。正因为如此，陈祖涛决定向中央汇报，改进红旗的制造方式。
“红旗车出的毛病，其实不是我们主要总成的毛病，而是零部件的毛病。”陈祖涛回忆，有一次，赵紫阳坐红旗车到外面去，车突然冒烟了，保卫人员赶紧换了车。“我问司机怎么回事，他说他们打开盖子一看，是化油器漏油，温度一高它就冒烟，这是很危险的。一个车子有上万个零件，光一汽自己造肯定不行。像化油器这样的零部件，都是专业厂制造的。你向人家订货，一年最多100个，人家要考虑成本，就不会像一汽一样，花那么大的精力。”
“我当时是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的老总，红旗的质量问题让我脸上没光啊，所以我就想了个办法，既然出毛病的都是一些关键零部件，不是发动机，就是转向、刹车的问题，那么有些关键总成不如去买外国的。当时田纪云副总理主管财政，我试图说服他，他又请示了胡耀邦，都表示同意。”陈祖涛说，当时他们去找美国福特，把它的几大总成——发动机、转向机、刹车系统等都买了，装在了红旗车上。
陈祖涛找到了薄一波，建议其试用新红旗，薄一波欣然接受。由此，换上新内脏的红旗车，又一次开入了中南海。而1984年邓小平国庆阅兵，又给红旗车的改造交代了新的任务。
陈祖涛回忆，当时中央的要求是做保险车(防弹车)。在陈祖涛家的窗台上，还摆着这辆颇具历史意义的红旗保险车模型。“底盘是炸弹都炸不坏的，车窗是机枪都打不透的，因为总成都用外国的，我们主要研究车身，由部队的同志和一汽研究所一起做。我还到打靶厂去参加射击，看什么样的车窗材质子弹能打穿，什么打不穿。”
这当中还有个小插曲：这辆保险车要做成电动敞篷车，要求遇到紧急情况，车顶能自动盖上。“国内没有，我们就到美国去问，当时美国只有部队里有，开口就要几千万美金，我们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没办法，我们就找部队的研究所，没日没夜地试制，结果真造出来了。”
陈祖涛和一汽厂长黄兆銮将两辆红旗保险车亲自送到中南海。1984年10月1日，陈祖涛站在阅兵式观礼台上，心潮澎湃。
“邓小平坐着红旗保险车从天安门出来，秦基伟向他报告，他坐的也是保险车。车队向东单开去，过了20分钟还没有回来，我就开始冒虚汗了。我心里想：如果又抛锚了，那可把国家的脸丢尽了。又过了10分钟，车队终于回来了，一场虚惊啊！”
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典上的红旗检阅车，给了人们极大的信心，陈祖涛合作研发的思路也得到了广泛认同。在接下来数年时间里，尽管红旗一直没有得到复产的机会，但合资合作的风潮却在中国蔓延了起来。到了1995年，以奥迪100为参照的红旗车涅槃重生。
在陈祖涛看来，如今的红旗车，早已丧失了老红旗的中国风格。“我与耿昭杰厂长，一直到后来的竺延风老总都讲过，你们内脏怎么变我都没意见，但红旗的外形可是大家最看重的，不要大变。看看现在的红旗，只能说‘四不像’，前一段时间又有新的红旗公开了，说是向劳斯莱斯看齐，我很不满意。”
“我不赞同什么车都向欧洲风格、日本风格靠，红旗车的意义不一样，不管你用谁的技术，至少中国风格应该保留，但我说话现在不中用了。”陈祖涛苦笑着说。
“离开二汽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我说如果将来再叫我选汽车厂，我绝不在山沟里选！我为什么要讲这么绝？当时备战备荒为人民，都说敌人看不见我们，就打不垮我们。后来我去美国，从它一个杂志上看到二汽的照片，整个二汽被人家用高空卫星拍得一清二楚。”
二汽的建设，带给陈祖涛的不仅是艰苦的经历，更多的是伤感和惋惜。“当时搞三线建设，出来一大批工厂，四川啊贵州啊，都在大山区，包括二汽这个厂，建在十堰，后来都搬出来了。”
陈祖涛经历了二汽的三次上马，作为主要筹建人选择建厂地点。“1953年，我们把厂址选在武汉青山，后来国家要把武钢放在那里，要我们让路。1958年朝鲜战争结束，最后一批志愿军要撤回来，考虑到给他们安排转业，二汽进行了第二次选址。当时计委主任是李富春，他建议到湖南去选，从韶山，到湘潭，再到常德、芷江，几个地方都考虑过，但都不太满意。”
陈祖涛说，当时他们这些选址的人思想十分复杂，不管是地势、气候，还是历史、战争，很多因素都要考虑到。“为什么后来选择了十堰？我调查了几百人的意见，这里没地震又没大雨，那时认为在山沟里也安全。1938年，日本鬼子打到武汉，李宗仁就是从这个山沟逃到四川去的。”
“基于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我们就在山沟里建设二汽，23个专业厂建在23条支沟里，支沟上面都有水库，那些大坝，实际上是用水泥堆起来的。”陈祖涛回忆。
“离开二汽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我说如果将来再叫我选汽车厂，我绝不在山沟里选！我为什么要讲这么绝？当时备战备荒为人民，都说敌人看不见我们，就打不垮我们。后来我去美国，从它一个杂志上看到二汽的照片，整个二汽被人家用高空卫星拍得一清二楚。”
陈祖涛后来反思，当时他们把23个专业厂建起来，上面都有水库，等于头顶上有23盆水，万一下大雨，开始漫坝，整个就淹了。“这是我当时最大的思想负担，另外，建在山沟里，铁路、水路、电路都进去，这可是不得了的投资啊，这个浪费太大了！当时三线建设不惜工本，把国家弄穷了，经济面临崩溃啊！所以说邓小平伟大，通过改革开放，一下子经济形势好了，老百姓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了。”
1988年，二汽与雪铁龙合资，陈祖涛又去选址，这次选在了武汉汉口。“这里交通很方便，铁路、公路都很发达，而且是中国的中心，是大城市，山沟里我是绝不会再选了。”
在陈祖涛眼中，二汽一直都是他最难过的回忆，直到现在，他仍有恨铁不成钢的情绪在里面。“我和饶斌在二汽设计了一套自主开发的硬件和软件，建了一个大的研究中心，另外又建了很多专业厂，包括设备制造厂、组合机床厂、冲模厂、工具厂等，就是为了将来开发新车型。在二汽的体系内，有七八个厂都是搞开发的，可是这些东西他们一点儿都没有用。”
“二汽和日产的全面合资让我很难理解，直到现在，他们也没有拿得出手的自主产品。我不能说他们没眼光，但他们培养的人才，尹同跃拿走了，现在奇瑞的自主开发不得了。”陈祖涛说。
2005年，陈祖涛完成了自传《我的汽车生涯》。然而，一本书的内容并不能代表这位耄耋老人汽车生涯的全部。今天，81岁高龄的陈祖涛还在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出谋划策，尽管他常常自嘲：“我这个老汽车人，说话已经不中用了。”(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作者：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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