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汽车第一人郭力:当着厂长找厂长(6)
2009年09月07日 13:41汽车商业评论 】 【打印共有评论0
父亲在1955年初结束实习回厂后,挂帅主抓生产准备。此后一年半内,“一汽”生产准备工作形成高潮,出车己经进入实战阶段。

按照工艺要求,上万台设备要安装到位,数十万种工具配备上去,再把数万人安排到各个岗位和每道工序上,调整和加工出合格的零件。父亲多数时间都在现场。

大到苏联制造的3500吨大压床,小到可以放进口袋的仪表,要安装的8000多台(套)工艺设备,何时到货,什么时间安装,父亲都了如指掌。约两万多个品种,数以万计的各种刀、量、辅、夹具,哪类由国外订货,哪类由国内制做,他都心中有数。

此外,由几十个行业提供的400多种协作产品的质量,他也都亲自参加鉴定。

1956年6月一汽出车在即,但苏方提供的少量专用设备仍未到货。

父亲和饶斌厂长商量后,决定允许采用个别的迂回工艺,但要十分谨慎,防止不良后果发生,以保证按原计划出车。

1956年7月14日,第一批12辆解放牌汽车如期顺利下线,宣告了“一汽”的建成投产。

3年建成投产,这在今天也是个奇迹。

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由此结束。

大跃进中,父亲曾有一些与众不同的观点,在“一汽”广为流传。

比如,“大跃进”应该是在正常工作轨道上加速运转,充分发挥各专业部门的作用,而不是削弱其职能,放手让群众自己去工作。

又比如,对待新事物,一是积极支持,尽量参与;二是尊重科学,实事求是,没有实践结论,不能投产。

然而,1959年底,当父亲重新担任一汽厂长时,他却不得不面对“大跃进”给一汽造成的诸多后遗症。

由于管理削弱,设备工装失修,出口的载重汽车和军用越野车都出现质量问题,受到中央领导的批评。

1961年4月下旬,一汽召开的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从领导思想、执行政策、工作方法等方面总结了“大跃进”时期的经验教训。通过探讨如何正确处理产量和质量、巩固和发展、前方和后方等关系,大家对生产活动中一些客观规律的认识加深了。

“大跃进”造成的混乱是全局性的,领导班子在全面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的技术整顿与经济整顿分两步走,为期三年的整顿规划,也是全方位的。

对企业体制机构进行调整时,父亲让企业组织科从省图书馆借来《大清会典》(清朝各级行政机构和规章制度)和李鸿章的《枪炮局机构设置》两部资料。

父亲说:“你们是管机构的,机构怎样设,叫什么名,要找到根据。中国古时候设‘尚书’、‘府’,我们虽不能搬来用,但从中可以吸取‘中国式’的经验来。”

父亲还要求大家研究英、法、美等国家的机构设置原则,以便从中借鉴。

到1963年末,经父亲亲自审定,一汽共恢复和建立了包括工艺管理、设备维修、经济活动分析、安全生产、会计核算等十大方面的具体制度。

在剔除盲目追求产量翻番,摸清全厂实际生产能力的基础上,新的发展规划也出炉了。

在父亲主政的5年间,一汽建立了红旗牌轿车、越野车两个生产阵地,由单一品种生产,发展成卡车、军车、轿车、轻型车等多品种的生产。

1965年,一汽生产能力突破年产3万辆的设计纲领,达到4万辆水平。很多人称那段时间是一汽管理的黄金期。

1964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12个行业中试办托拉斯,这个想法是刘少奇同志提出来的。同年8月,父亲奉命从长春赴北京,在原汽车局的基础上筹建中国汽车工业公司。1965年1月父亲被正式任命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经理。

1966年初,邓小平同志授意由父亲挂帅、中汽公司负责,组织成立不久的长春、南京、北京汽车分公司和洛阳轴承分公司,进一步探讨办公司的办法,草拟章程。

不料,章程刚脱稿,文化大革命爆发。试办托拉斯的工作就此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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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葛帮宁 编辑: zhang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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