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专家专门有间办公室，最初我们不知道在哪里，后来才知道在溥仪登基的地方。睡觉前分配房间我们抽签，我抽到的是婉容寝室里的小套间，约五六平方米。

一汽开始生产调试零件，每调试出一个，由设计专家、工艺专家看是否合格，认为合格的再由苏联专家鉴定。每个零件都这么做。跟着苏联专家的好处是继续学习，费思达在中国待了两年，我跟他可以说是形影不离。

他还经常到全国考察外协件厂。当时中国没有一个像样的外协件厂(零部件厂)，只有修配厂。山东淄博博山的一家外协件厂，做玻璃很有名，但条件不行；南京有家供应火花塞的厂，全用手工制作。苏联专家定点后就教他们怎么做。这期间，我对解放牌的每个零件、主要功能以及用何材料都烂熟于胸。

东风始末

对于一汽的发展，上面也没有具体计划。1956年在孟少农(一汽主管技术的副厂长)的带领下，设计处牵头搞产品规划，按照规划，一汽1961年做出中级轿车，1962年开始做高级轿车。

规划中还包括解放牌的换型。后来解放牌被大家称为“30年一贯制”。有人问：你们为什么不做新产品？这话说得不对。解放牌刚投产时，我们设计部门就设计了新解放，而且在1958年还做出了样车。实际上，一个解放牌不能让我们满足，我们想要多品种发展，越野车和轿车都想做。

1957年年初一机部部长黄敬到一汽视察。一汽当年开工投产，开始创新业。他在一汽召开座谈会，处长以上的干部参加，我1956年被提为底盘科副科长，资格还不够。尽管是副科长，也是一把手。之前底盘科科长是富侠，1956年一汽提出多品种规划后，富侠被提升为设计处副处长。

我后来听说黄敬在座谈会上提出一汽要做轿车，问一汽有什么困难。一汽提了三个条件：一是技术人员不够，原有人只够做卡车；二是没有样车，设计处只配了一辆解放牌卡车；三是工作大楼面积不够。

黄敬对这些问题都做了安排。他说：“关于样车，你们看中了哪款车，我负责给你们调配。至于人员和工作大楼问题，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

当时全国汽车方面的人才都集中到一汽，解放牌正在做生产调试。一汽决定，把吴敬业、刘秉南(生产准备处处长)、史汝楫(主管轿车设计)、富侠这4人调过来充实设计处。吴、刘、史为正处长，富侠为副处长。总支书记是陈全，他司机出身，很懂汽车。同时，把厂里那些参加工作不到半年但又熟悉加工工艺的大学生调到设计处。

办公楼问题很好解决，我们在小二楼上增建了三楼。说来也可怜，当时全国轿车就北京多些。为了找样车，史汝楫带着一个工程师去北京找。他看中了六七辆车，有苏联的胜利牌，周总理坐的小雷诺，朱总司令坐的捷克斯柯达440，德国奔驰190，美国福特ZEPHER车、法国CIMCA车以及日本丰田车。

夏天时这些车都被调到了一汽设计处。三个问题都解决了。一汽领导这时下令，轿车要按照“仿造为主、自主设计”的起步方针来做。为何说仿造，因为在当时条件下，根本不可能自己设计。

设计处要出图，出图后才能制造。这时苏联专家要回国，我把费思达的建议整理成册，存档后就投入到底盘设计工作。一方面我们做解放牌的换型设计，一方面我们开始做轿车。前者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完成的，解放牌调试完毕，他们还帮我们出做轿车的主意。

我们最后看中了奔驰190、法国CIMCA和福特ZEPHER。CIMCA是品牌名，实际上是美国在法国建的工厂制造的，下面车型叫VINETTE，很多文章都把它写成“VEDETTE”。原因是程正(原一汽设计师)写时就写成了VEDETTE，程正当时并没有参加轿车设计。

这时吴敬业被调到洛阳拖拉机厂当设计处处长，他是民主人士，反右时说了一些话。陈全提升为处长。这些车型中，外型好看的是CIMCA。我们决定用它的车身，发动机用奔驰190，因为德国车性能好。

孟少农带着我们对车进行解体。但我们也没完全按照CIMCA的车身来做，而是以仿造为主。由于车身骨架很难设计，弄不好就会裂开，所以骨架全用CIMCA，外型自己设计。当时已经强调设计要和工艺结合，我们就把工艺部门的人找过来，一起研究一起设计。他们对发动机和车身都没意见，对底盘提了些意见。

奔驰的底盘虽然好，但结构很复杂，这跟德国人强调精度有关。它的后桥是独立悬挂，这在当时做起来很难。相对来说美国车的结构简单一些。孟少农决定不做奔驰后桥，改用CIMET。独立悬挂改变后，弹簧弓子得自己做，这方面我们有能力。

这时孟少农因病住在空军医院里。有空闲了，他就用纸画轿车图，画了东风车的外型，这叫概念图。我们去看他，他就让我们看这些画。我拿过来一看，就问他：“这个车哪是头？哪是尾？”他画的车很像后来的东风，尤其是前面的大灯和后面的尾部，我们在设计时也参考了他画的一些元素[综述 图片 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