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庙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不用一汽总厂下令，各个车间领导都赶到设计处来认领，想做哪个部件就把哪个部件抱回去。有专人做登记，否则谁抱走了都不知道，设计处的人员分散跟下去。

当然还得画图，如装车时所有零件得控制尺寸，所以大部分都画了草图。根据图分析零件怎么做？是铸件还是锻件？用什么材料？这些都是跟设计人员一起确定的，所以叫“三结合”。

现在看来有很多不规范的做法。比如样车的尺寸我们不知道，也没有那套图纸，仅仅是测量后再定个工差。但大家都被一腔热血激励着，被“乘东风，展红旗”鼓舞着，埋头苦干。

我选了块硬骨头。样车底盘上配有液压自动变速箱，现在看来很普遍，但在当时我们对它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机械用齿轮来转动。“赶庙会”时，其他部件都被认领了，本来机修车间想抱变速箱，但设计处没让他们抱。我们担心的是，既然原理都不知道，这东西拆散后能不能再装起来？要是装不起来怎么办？即使装起来了，能不能再转？

我是底盘负责人，大家认为我在技术方面还强一点，所以就让我管。我带了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冯锦炜，并指定试验室的田其铸，我们三人来啃骨头。黄1953年毕业于山东工业大学，后来成为汽研所副总工程师。他告诉我，工大教授在讲课时曾讲过这方面知识。我马上拿着变速箱去吉林工业大学。

我们找到罗邦杰教授，说明来意。他立刻说：“干！先测一下性能。”工大有个试验台，没一汽的好。罗教授的意图很明显，测量性能后再作对比，准备画图，以便抢时间。

这种思路是对的。没想到，我一回到设计处，机修车间工人由工部主任带着，找到我说：“这应该由我们干，你们怎么把它拿走了？”

我就说，因为不懂，想请教授帮忙测量。

“你们信得着教授，就信不着工人？”工人们问。

这句原话我一直没说。我就跟工大协调，于7月5日把变速器取回来，那时他们还没来得及做试验。这个过程耽误了一两天。拆开变速器一看，里面比机械变速器复杂多了，我们只知道有油管通进去，但如何管这么多操作却不明白。

但又必须要弄懂。我就赶紧找资料，非常巧的是，我找到一本俄文书，上面有个章节写的就是克莱斯勒的液压变速箱。这本书是从苏联带回来的，还是在国内买的记不清了。

搞第一辆红旗时，巧事儿太多了。我用了两个不眠之夜，才把这个章节基本弄明白。明白后，我立刻画了张油路图，描图后晒出来，再画了张结构图草图。

第三天一大早，我到车间把工人召集起来，告诉大家该怎么做。机修车间把变速器工作安排给陈清华工部，陈是工部主任，后来提为机械分厂厂长。他下面有个钳工组，负责人是八级工长钱云洲。这个人很有名，他就带着钳工组的人拆变速器。

我们边设计边制作，用的材料确定下来后，就进行了三结合。我把两张图纸挂在钳工组，现学现卖，告诉他们工作原理，每个零件的功能，这样大家心里都有了底。然后就不分昼夜地干，累了就躺一躺。

我对工人的手艺非常佩服。总成拆不了，他们就用拓片的办法做出薄片，再做简易的车模。把液片放在刻机里，用银子淋，原件用的是电焊方法，但我们没法用，否则里面30多个液片都会变形，所以必须排整齐，垫上衬垫用银压好，再送到炉子里烤。

差不多用了20天，总成就做出来了。试验室早就做好了准备，台架都设计好了，液压变速器一到，立刻装上台架做试验。我们在车后面放个工序电动机，前面放上发电机，接上去做试验。就这么一个项目接一个项目地试。

之后，我们按照书上说的加变压器油，其实不对，变压器里还有很多防泡沫添加剂。但我们那时不知道啊。加上油一走，走不远油全都从加油管里冒了出来了，我们都穿工装，油喷得衣服上全是。

试验-出现问题-解体-检查-重装-再试验，这样也不知拆了多少次，装了多少次，只知道没日没夜地干。这时候，其他部件都做得差不多了，变速器是最后一道关口，牵涉到能不能装车的问题。领导都很着急，王少林、方吉力、史坚、饶斌都经常来。我们顾不上吃饭，有时实在累得不行了，我、冯锦炜、田其铸三人就轮流休息一下。

很多工人也在上下班交接完后跑过来看。当时是夏天，试验室大门都开着，他们站在大平台，为防止他们进来，我们用线把场地圈了起来。7月31日晚，我们终于做完了试验，发出了大家期盼已久的装车信号。指挥部领导这才松了口气。

我们连夜把变速器装上，装完汽车时已是8月1日凌晨。从一窍不通到解体，到做出来，到装上车，我们只用了26天，这个速度即使是现在也不可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