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我们还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做过2.5万公里的路试，做记录的笔记本用了几十本，记得也很详细。为了让汽车局给做鉴定，我还专门到一机部汽车局技术处跟一位工程师汇报，我记得那位工程师问我：“你们的车做过试验吗？”我把笔记本找出来，说：“2.5万公里都试验完了，这是记录。”

我向他实是求事地反映情况：哪月哪日什么件坏了，怎么修的？怎么解决的？工程师当场就发愣了：“这个汽车到处都坏，谁敢叫你们生产？根本不具备鉴定的条件，再研究吧。”当时听了这个结论，心里是很难受的啊。

再造8吨黄河车

从北京回来后我把北京的意见向刘厂长做了汇报，同时也提出了我的想法。我说：“这个车做不了鉴定，就无法安排生产计划。”只有通过了鉴定验收才能安排生产计划，才算是合法的生产。我们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才能变成合法的了。只有做了鉴定，才能拿到生产材料的计划，否则你去买钢材，人家也不卖，计划经济是不能随便买卖的。

刘厂长说：“那咱们就重干。”重干时，正好赶上阿尔巴尼亚跟苏联闹不愉快，阿那时号称社会主义，进口捷克的斯科达车。车坏了后，捷克不给他配件，于是向我们求助。根据毛主席的号召，为支援阿尔巴尼亚，我们就给它供应配件。

借着这个机会，阿尔巴尼亚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每个配件都精雕细琢，做得非常讲究。同时，我们自己也重新研究提高了我们自己的装车质量，用这批配件装汽车。汽车装出来后，我和厂设计科科长陈起界开着用新件装的新车又一道去了一汽。

为何去一汽？正赶上汽车局在长春一汽厂召开会议，我们带着支援阿尔巴尼亚的这批配件，每个零件都包装得很讲究，看着也很高级。我们跑到一汽厂门口，陈在那里摆摊，我在招待所开会。

一汽工人上下班时，看到陈就问他：“你在干吗？”陈解释说：“我是济南汽车厂的，我们生产8吨黄河车，这是我们做的零件，我们是来宣传的。”晚上我和陈见面时，陈起界跟我聊起这件事时说：“这叫圣人门前卖文章。”一汽厂是苏联援建的，整套技术从苏联搬过来，人家是国家投资，我们有谁投资？我们还能干出汽车来吗？

回济后我召开了职工大会，把这些话对大家讲了。我咬咬牙说：“干！还得接着干！”我没上过大学，也没什么学位，但工人有事情都喜欢来找我，我也喜欢跟工人和技术员一起商量。

做8吨车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驾驶室做不出模子，现在用的冲压机都是800多吨或1000多吨，当时我们连10吨冲压机都没有。后来我们凑了些钱从济南机床二厂买了315吨压机。当时国家是不给投资的，一是国家没钱，二是我们不是重点企业。重点企业的资金还不够呢，像我们这样的老破厂国家哪顾得过来？

1963年“黄河”正式投产。我们的锻造能力很差，因为我们有炼钢的条件，就用一吨半的小电炉炼钢，铸造一些复杂构件，如桥壳和轮鼓等。有些大锻件锻不出来，又添加了双锻机，这是别的大工厂淘汰掉的匈牙利进口产品，因为便宜，我们买过来了。靠这台机器我们锻了前梁，前梁太大，我们只得锻了这头再倒过来锻那头，中间大的部分再用小锻，调整后敲出锻件来。

机械加工我们费了不少脑筋。汽车前梁上有个转向轴，前轮拐弯时，前梁轴的角度很重要，开车时稍微拐点弯，一松手，就能自动扶正。做了很多次也达不到要求，后来我们自己做了两台钻，一个底盘，按照产品图上的角度要求，组合为一台组合钻铣机，同时加工两头相对称的两个加工部位来保证产品的质量。才达到要求。为保证产品质量和逐年提高产量，我们成立了革新车间，自制了百多台专用的组合机床。

再因为，我们生产的是重型车，车轮的钢圈需要特殊型钢做成三块对接成一个圆圈而成。我跑去找钢厂，让他们轧制这种专用的型钢供我们坐车轮的钢圈用。钢厂说我们没产量，不干。我们就用工字钢来改制做成钢圈来装车，这个结构的车目前还在用，包括欧洲、美国进口的重型车都用这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