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车的前风档玻璃是弯型的。当时，是由上海钢化玻璃厂制造，那里我也不知去过多少次了。先是我们把驾驶室做好后，再运过去，给上海玻璃厂当样板，他们再把弯的玻璃装上。为了让玻璃和驾驶室窗框吻合，我还派了一个钣金工专门为他们安装玻璃做现场服务。定型后，上海钢化玻璃厂就给我们批量生产了。

大概是1962年的时候，8吨黄河车造出来了。我们又重新进行了2.5万公里的路试。以前用了一年的时间，这次只花了两三个月。跑完后，我们把车运到北京，拿着记录去汽车局汇报。不仅找了那位工程师，还找了技术处，找了局长，恳求他们给我们做鉴定。

我记得很清楚，鉴定会由汽车局副局长胡亮带队。这时就到了1963年3月。汽车局组织了一个鉴定班子到济南来做鉴定，仅汽车局就来了12个人，还有全国汽车行业的专家代表，整个鉴定会开了半个月。最后终于通过了鉴定验收。当得知这个消息后，大家奔走相告，我真是高兴极了。

鉴定搞完后，黄河车就被列入国家计划，开始批量生产。每年的生产计划，我们根据条件向上报：如今年计划生产200辆，就给200辆的材料；明年能生产500辆，就给500辆的材料。汽车局批准后，办了手续才能上钢材部门开订货会，保证材料供应。

“还得搞军用车”

1962年刘德惠厂长被调走。上面又派了个新厂长，他叫杨忠恕。是1963年上任的，到了1965年，一机部又把杨忠恕调到四川支援“三线”工厂建设去了。

支援“三线”后，川汽生产出来的第一批车就是军用车，他们引进了法国车型技术。后来，北汽支援陕汽生产的也是军车。这时，我给工人骨干开会，说：“8吨黄河搞出来了，但光搞民用车不行，咱们也要搞军用车。”

这样我们又搞了“250”，三个轴都能驱动。我们先搞的是“250”两轴驱动，属四轮驱动。“250”出来后，我们又试制了4辆样车。接着我们开始试制越野车，车试制出来后，这时文化大革命也开始，一切也就都乱了套。于是我就“靠边站”了，后被下派到车间劳动。

文革中我们厂有位革委会副主任，他叫苏俊德，主管生产。1967年初，他去北京开会接了个任务，就是后来国庆35年时在天安门前通过检阅时拉导弹的车，让我们负责制造。为这事，我记得当时七机部来了很多人，有二三十口子，要求我们要造自重的8吨、最低载重5吨、8个轮都能驱动的重型车，并且还得独立悬挂。

当时，虽然是造反派掌权，但他们在业务上还是很尊重我的，所以就和我商量，我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觉得我们还不具备生产这个车的条件。但当时的造反派硬要干，也就只好硬着头皮干了。试制这个车那才叫艰苦呢。但不管怎么难，型号叫“251”的车还是生产出来了。试车时，他们组织了20多人，开着试验车在前面走，我在后面拉了一车的配件跟着走。

试验车的前轮特别复杂，本来应该用等速万向节，可他们却用得是普通万向节，试验场上半米高的一个斜坡，人坐上去后，发动机一启动，一踩踏板，万向节就嘎巴嘎巴地断了，车的后桥壳也裂了，结果，车辆道路试验失败。我的结论是“251”这个车不行。

这时，一机部沈鸿副部长来了，他问我这个车还能不能干。我还是坚持说不能干。“为什么不能干？”当时我就说了8个字“结构先进，强度不够”。这个车即使能生产出来，也不能用。

“是否还有解决的办法？”沈鸿副部长严肃地问，因为，当时，按照50辆份的部件正在车间里生产，“251”不能用了，部件就成了一堆废铁。压力是很大的。

我说：“你是一机部领导，你说怎么办？”

后来，又把我叫到北京一机部去开会。当时一机部部长周子健和军代表李水清，李是二炮司令，二炮就是导弹部队，他们需要用这个车。那天开完会后看文艺晚会，两位领导坐在后排，我坐在前排。他俩把我叫过去。李水清说：“怎么办？导弹都出来了，这车还出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