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原名孟庆基，字少农，是湖南桃源县人，这个县城是由于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而得名。父亲1915年出生在北京，祖父曾在北洋政府里任小职员，13岁那年袁世凯复辟，他随祖父回到老家。

父亲从初中开始就是个优秀的学生，每逢考试必得第一。高中考进长沙一中，也是第一名考进，第一名考出。在祖父失业，家境困难的情况下，1935年他以优秀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的“清寒公费生”，学习机械专业。

“七七事变”后，父亲随学校南下，在长沙与同系的一批同学一起参加了国民党的“陆军交通辎重兵学校”。在学校里，他们把汽车拆了装，装了拆，练就了很好的动手能力。1939年8月，父亲回到学校——在当时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大继续读书，同时回学校的有胡亮(胡笃亮)、吴仲华、胡可满、马芳礼等。

1940年清华开始公费留学考试，由于抗战原因，积压了三届学生，但父亲的物理仍然考了第一名。1941年10月，父亲考取了清华留美第五届公费生，与同窗好友屠守锷(后来成为我国“长征二号”火箭的总设计师，“两弹一星”元勋)等16个人，一起远涉重洋。父亲进入美国波士顿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院，专攻汽车专业。

1943年2月，父亲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他谢绝了中外导师建议他转学物理和继续攻读博士的殷切希望，转去了福特汽车厂实习深造。当时父亲的想法是：“光念书，在哪儿不能念？何必晒在美国？弄个博士学位，回国还是个教书匠。我要做一个实践者，把美国的工厂搬到中国去！”因为同样的抱负，屠守锷进了美国一家飞机制造厂。

福特汽车厂非常器重这位勤奋好学的中国工程师，为父亲提供了优越的科研条件和优厚的待遇，想把他留在福特厂。同时，J&L机床厂也看中了他，想聘请他当雇员，甚至还填好了雇员证，开好了支票。但这一切都被父亲婉言谢绝了。他要回到祖国去，为中国制造汽车。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时，父亲的心早已飞回了祖国。但由于战争造成的交通阻隔，父亲回国的愿望直到第二年才得以实现。1946年6月初，父亲在美国西海岸旧金山搭乘战后开通的第一班民用航船，同船的还有他的同学、好友钱伟长(后来成为中国物理界泰斗)，他们于6月中旬到达上海，回到满目疮痍的祖国。

很多年后，我也去了美国留学，并工作了几年。在美国我还见到了父亲当年在交锱学校的同学，他们对父亲回国，对祖国的不理解，更让我看到了当年父亲的义无反顾。

没想到，父亲回国后刚登岸，就被国民党军队“没收”了两大箱书籍。他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教。当时学校还没有迁回北平(后来的北京)，他和同事们用3个月，亲自修复了已成为一片废墟的清华校园。父亲是清华大学第一个教汽车专业的教授，开创了中国高等学府中第一个汽车专业。

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让父亲陷入了迷茫，他终于发现，在这样的环境中实业救不了国。直到他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才找到了方向，找到了真理。1947年8月上旬，经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做党的地下工作的母亲的介绍，北京地下党组织批准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清华大学教授中第一个中共党员。

1948年，北京临近解放，北京高等学府里特务活动猖獗，为了保证父亲的安全，在党组织指示下，父亲和母亲一起撤出了北京，辗转来到了解放区。当年10月，父亲到设在石家庄的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报到，在计划司司长徐驰同志手下工作，当时这个部的部长是黄敬，他们准备北京解放后参加接管工作。一个月后，父亲随徐驰出发，到北京石景山钢铁厂住下，等候进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