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虽然苏联是全力援建中国，要为中国设计一个完整的整车厂。但由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欧一大批国家倒向社会主义阵营，这些国家中也有很多需要苏联援助，加之苏联本身还有五年计划等，在计划安排上的紧张可想而知。父亲到苏联后跑遍了几个为中国进行设计的机关、设计院和工厂，掌握了所有图纸的制作经过，数量，进度，难点，已经完成的和尚未完成的情况，以及苏联工程师们对中国第一个汽车厂的设计意见、建议等一手资料。

几个月后，1952年10月27日父亲给当时在苏联的财经委副主任李富春写了一篇报告，翔实地阐述了技术设计的工作量、进度以及存在的问题，谈到了建筑组织设计的必要性。在长春汽车厂的计划任务书中原定不须制作建筑组织设计，但在审查初步设计时感觉施工不易，便要求制作。财委要求汽车厂能缩短工期，提前一年正式出车。

对于总体情况，报告说：“长春汽车厂的初步设计于1952年4月经中财委批准，随即进入技术设计阶段。同时在长春成立了厂的领导机构，进行建厂准备及训练干部。关于继续向苏联交涉的事项，已由大使向苏联对外贸易部提出，重工业部(现第一机械工业部)于六月底派孟少农代表总订货人来莫斯科进行批准接受技术设计及谈判的工作。”

“技术设计现正继续进行，并已拿到相当数量的设计文件，根据目前情况，保证明年动工前有必要的图纸资料是不成问题的。”

“下一步的施工设计还有待苏联政府对我方要求事项的正式同意。同样在等待同意的事项有工厂组织设计，设备交货，派遣专家及实习人员等。这一同意的下面手续都已准备好，只等上级批准。”

“国内对建筑准备，干部训练，实习人员的派遣都已做了许多工作，但因设计图纸(特别是建筑部分)未到，而且领导思想不明确，有等待的现象。”

“照中财委原决定，长春汽车厂定于1953年开始建设，1957年开始生产。其后中央希望能提早建设完，苏联方面也有此意见。此次政府代表团来苏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了汽车厂于1956年开始生产，缩短了建设期限一年。”

父亲在报告里分析了各种可能性，并提出了一些能很好完成这一任务的建议。父亲对国内的准备情况了如指掌，对中国可以自己制造的工具设备提出了详细意见。他还讲到汽车厂的干部准备情况和派往苏联实习生的安排。整个报告如同一部教科书，读完报告不但可以了解整个工作的进程，还可学到工厂设计的基本知识。父亲是中方的总订货人，对所有技术文件有签收权。为对中国第一个汽车厂负责，父亲不辞劳苦，深入每个环节，把好每一关，保证了第一汽车厂的顺利建成。

在父亲1952年7月以后的日记上，是他对苏联汽车厂的深入了解。他每天在汽车厂、设计院、苏联汽车部和大使馆商参处之间奔波。我摘录了一些如下：

(1952年)11月4日 向李富春主任汇报。买套鞋，下午赴商参处与李强同志谈。

11月12日 赴汽车部及设计院，据说议定书已下来。

11月13日 在宋劭文处谈实习生住的问题。

1953年3月4日 2日晚斯大林得脑溢血，病情严重。下午及晚赴李主任处讨论计划，中午赴汽车部，谈汽车图不全等问题，收二场房地基图。

3月6日 斯大林昨晚9时50分逝世。上午10时在商参处，晚8时在大使馆开会哀悼。写信送地基图等归国。

3月7日 赴圆柱厅谒斯大林灵(全部外交史团)。

3月8日 星期日，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四天(6日至9日)。

3月9日 斯大林安葬于红场，与列宁并卧。

4月17日 中午与汽车部与Jyceb谈，晚起程返国。

在苏联，父亲还有一个账本，他好像负责管理小组费用，其账目精确到分。他们4个人中有3个人拿津贴，只有陈祖涛拿工资。津贴是每人每月150元。陈祖涛的月工资700元，拿津贴的3人实行供给制，伙食费由公家管，可津贴和伙食费加起来仍比陈祖涛少一大块。

1953年4月18日凌晨父亲从苏联起飞，途中坐了四趟飞机，绕了半个地球，终于在21日下午3点到达北京。当天，我在北京机场接到了父亲。

之后，父亲又以总订货人的身份，频繁来往于中苏之间。直到1953年7月15日，长春第一汽车厂举行奠基典礼，这也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毛主席亲手书写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汉白玉基石被埋在一汽地基里，中国汽车工业的长子终于出世。

中国汽车工业后来发生的事情就天下皆知了。但我上面讲述的故事中有很多情节还是空白。我把父亲的笔记整理出来，就是希望能填补这份空白。父亲是个非常仔细的人，从不轻易丢掉一张纸片。我在父亲的物品中，还找到一个装底片的小盒子，里面存有三百来张50至80年前的照片，有父亲解放初期穿军装的照片，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其中一张照片是父亲和苏联专家，里面另一个穿军装的同志我猜想是徐驰处长，遗憾的是我无处查找徐驰同志的照片核对。此外，还有一些父亲年轻时的照片，其中很多是清华的朋友，还有一些是第一届科代会的，都是些老先生，也无法一一考证了。我希望当年和父亲有过交往，或者对这方面有研究的同志能帮我认出一部分人。(感谢孟运爱人张超对本文提供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