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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工业60年：通用汽车如何来到中国(9)

2009年10月09日 10:56汽车商业评论【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0条

我们就跟北京吉普建议，要向一汽学习，实行全国范围的配套件采购，而不只局限于北京。他们接纳了我们的建议，他们的总经理跑到国内很多厂家去，到过一汽、二汽，也到过其他配套厂，选择配套商。

一汽跟奥迪合作确定后，1989年我再去一汽时，一汽的朋友说，我们还有别的项目，很可能在未来比较有意思，看你们感不感兴趣。这就是海南和湛江项目，马自达的概念那时还不存在。

我跟克莱斯勒沟通后，他们让我去了解情况。一汽的朋友把我介绍给他们。考察后我知道，海南和湛江购买了福特从菲律宾退出时留下的冲压件和设备，这两个地方都想做汽车项目，但他们除了这些设备外，一没全面的技术人才班子，二没当地的零部件配套体系。我们觉得在这样没有基本条件的环境做汽车肯定没希望，所以合作没谈下去。

通用如何来到上海

斯万多、石伊恩、史密斯、杨雪兰这批先行者怎样为通用汽车在中国日后的成功做足功课

1989年后，吕福源被调到北京的中汽公司。以前我经常去一汽，还可能在长春过夜。每次去，吕福源和李光荣都会请我吃饭，有时候还会喝点白酒。我们什么都谈，历史、哲学、文化、数字化，有时候我们先花10分钟谈业务，再花几个小时谈其他事，相互间建立了很信任的关系。

他到中汽后，有一次我去拜访他，给他打电话，以前都是直接找到他本人，但突然之间要通过中汽公司的外事办联系。外事办说：你发一个传真过来，写清楚你要见什么人，跟他谈什么事，你的职位是什么？

通过外事办，我约好了时间。我忘记了当时是跟谁一起去的，进去后见到吕部长。过去我们交流，有时讲中文，有时讲英文，沟通很顺畅。但这次突然有了翻译，他们把我领进去，坐在那里。吕部长讲中文，我讲英文，中间通过翻译。而且那个翻译竟然译错了，弄得我们俩人非常尴尬。

以前很近的朋友，突然在那么正式的场合下见面，就像玩了个游戏。我感觉到吕部长不是很高兴，但他没表现出来。后来我们感谢翻译直接进行对话了。

1990年，我跟美国技术公司另一个合伙人有些分歧，就离开了这家公司，到位于大连的辉瑞公司做医药总监。这期间，我偶尔会跟吕部长通通话，聊聊天，在春节或者其他传统节日里给他打电话问好。

困惑、无奈和无辜

当时通用的潜在项目有六七个，同时谈的就有3个：一个是通用金杯项目，做皮卡、1041；一个是跟兵器部的北方工业公司谈小轿车项目；一个是跟上海谈轿车项目

1993年，在一周内我突然同时接到通用和福特高层人士的电话，他们说，我们董事长去北京了，有些高层人士向我们推荐你。

当时我也正考虑离开辉瑞，主要是因为孩子要上学，而大连没有英文学校。我后来才知道，实际上是吕部长向他们推荐了我。吕部长说：“你们需要石头这样的人。”这两家公司都愿意接受我，并都派人到大连来找我。

最后我选择了通用。为何是通用？因为斯万多去了通用。1994年五六月份，我到通用，任亚洲公司总经理，负责销售、售后、品牌和产品规划。斯万多带着一个小组专门在做生产项目，有CKD、SKD，我跟他密切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