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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工业从建立之初，一直是国家重点保护对象，几十年下来，就有了软骨的基因。我这么说还比较客气。记得七八年前，对轿车产业“市场换技术”近乎全民性的狂轰滥炸。我曾和董阳先生并肩作战，为中国汽车洗脱污名。

入世以来，中国汽车业在竞争中跃升全球第一产销大国，“保护依赖症”依然故我。跳出汽车行业看，这一轮 “紧急集合”聚集起来死守股比的任性，就是给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添堵”。

30年前，中国作为一个投资净输入国，汽车业体质孱弱，对外资准入、股权比例、投资期限、利润转移等问题加以管制限制无可厚非。但是时至今日，中国正经历从净资本输入国向净投资输出国的历史性转变。不能应对新形势，抱残守缺，就只能年复一年地重复着“放开股比，必将导致跨国公司绞杀中国汽车工业”的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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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国逐步成为资本输出国的新思维，推进发达国家尽可能开放对我国产业投资限制的大门，给予我国企业真正的国民待遇成为大局。作为交换条件，我们也应该尽可能缩减我们的“负面清单”。

在中央强调要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规划面前，国家的政策必然要与时俱进。宏观部门提出逐步放开汽车业合资企业50对50股比的死杠杠，完全是出于经济扩大开放大局观的考量。

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开放，越来越融入全球化，在双边，或多边贸易和投资谈判中，充满博弈与进退。作为谈判筹码，汽车业实行了20年的 “股比限制”让出一步；其它产业就有可能前进一步，获得准入，或者解除惩罚性关税的突破。如果每个行业都一味死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即使不沦为一盘死棋，也是处处“添堵”。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联合国全球契约专家王志乐说得好：站在投资输出国立场就可以理解，尽可能放开对外资进入中国的准入，就是为中国企业在海外争取尽可能宽的准入限制；给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就是为中国企业在海外争取国民待遇；改善对进入我国的外资企业经营环境，就是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营造良好的海外投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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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说，即使在国家层面原则性放开汽车企业股比限制，在汽车行业业内的执行层面，中方完全有能力控制合资企业现有股比格局。这一点，前文已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言。

我倒想请诸位提供一个一旦股比放开，就能立即动手扩股，并有绞杀中国汽车业狼子野心的跨国公司名单。不要一天到晚喊“狼来了”。全球汽车跨国公司不过十家，据你们“闭门会议”上掌握的情况，谁家是“野心狼”，说出来，全行业共诛之，全体网民共讨之。

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跨国公司是发达国家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工具。按照这样的偏执思维，我们就不能解释中国为什么要引进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外资企业，更不能说明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为什么也要像跨国公司那样越来越多的“走出去”到海外投资。我觉得，下一次“紧急集合”，讨论中国汽车集体走进欧美发达国家建厂战略，国人会给你们更多掌声。

王志乐研究员建议，股比限制国家可以作为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放开，但是可以安排一个5年过渡期，分步骤进行。首先，对中国企业在海外收购的汽车公司来华投资开放股比，其次，先对商用车开放，其三，在中西部落后地区允许外资股比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