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汽车评论  新中国诞生伊始，私家车作为资本主义的象征，就被严加限制，直到“文革”中彻底绝迹。1966年夏，京剧艺术泰斗马连良在北京被殴打羞辱至死，其“罪状”之一，就是还保有着一部私家轿车。

斯巴鲁360铸剑为犁

到了80年代中期，除了北京上海的个别名人购买的外国驻华机构的二手车，私家轿车，一般人不敢想，有钱也没处买。然而，“公车”日渐把经济拽进一个可怕的“怪圈”：“国家”从一个口袋里掏钱造轿车，从另一个口袋里掏钱把轿车全部买下。轿车造得越多，买车花的钱越多。随着“公车”数量的激增，档次的攀升，“国家”日益不堪重负。

直到80年代，国家从东欧易货贸易进口了一批微型车，投石问路。

1988年底，“价格闯关”引发“官倒”盛行和通货膨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应航空航天部长林宗棠之邀，我随陈祖涛等汽车产业领导人一起考察了位于贵州的几个飞机和导弹基地，探讨依托面向百姓的微型轿车生产，推动航天航空业“军转民”的可能性。

1989年1月，我随中国汽车考察团去日本采访。在群马县的富士重工，我采访了被称为日本“国民轿车之父”的百赖晋六老先生。百赖老人曾是一位飞机设计师，二战刚刚结束，日本人还过着“靠竹笋和红薯充饥的苦日子”，一万个人中间也没有一个人存有轿车的梦想。但是，百赖报定一个坚定的信念：要造出一种取代自行车的小汽车，让普通老百姓一家人出门再也不怕日晒雨淋，不受风雪之苦。凭着这样的执著，1956年，百赖终于开发出第一代经典的微型轿车“斯巴鲁360”。其后，在日本展开了一场几乎是全体国民参与的大辩论。1960年，通产省提出了“人人有车”的国民车构想。

这段往事深深打动了我。

但愿不是一个梦

动身前，我刚好在“瞭望”周刊上发表文章《但愿不是一个梦——轿车私有化的思考》，在媒体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轿车进入中国人家庭的设想。

当时，这样的设想主要出于经济领域的考量。从缺乏“领航产品”造成的通货膨胀：从公车造成的财政重负；从城市化发展等角度；谈及打破禁区，引导轿车进入家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然而，“六四”风波爆发，姓“社”姓“资”的争论波及经济领域。私家车作为一种敌对意识形态的符号，从打压到灭绝，早有定论。鼓吹私家车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十分顺理成章。即使不扣帽子，也是“不合国情”的天方夜谭。发展私人轿车，缩小公车比例的设想自然被束之高阁。

1992年小平南巡后，我随副总理邹家华去广西等地考察，在行程中，这位热心汽车发展的领导人对我说：“现在人们爱说汽车是支柱产业，但是汽车真正要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只是轿车进入家庭之后才有可能。”

1994年4月，国务院公布了第一个《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其中有如下表述：“国家鼓励个人购买汽车……任何地方和部门不得用行政和经济手段干预个人购买和使用正当来源的汽车。”虽然没有落实的细则，但是对突破私家车禁区具有重大观念上的意义。

是年底，北京国际家庭轿车研讨会在国贸中心召开，全球各大汽车公司送来各自的家庭车型参会。奔驰公司和保时捷公司还送来专门为中国潜在家庭轿车市场开发的FCC和C88。后来，我到德国采访奔驰公司，在环形赛道上试驾了FCC，这款在奔驰最新A级车底盘上改进的车型性能卓越。奔驰专门拨款成立FCC开发机构，力求把价格控制在中国人能够接受的8000美元以下。

家庭轿车是一种权力

1996年10月，机械部长何光远给中央领导写信，谈及中国轿车的自主研发以及轿车进入家庭的问题。随信附上了我的文章《车轮载来的空间》。我在文中提到：行与住，是消费结构升级的两个相临的台阶，少了一级，难免踏空。决策者必须清醒地看到：轿车私有化是波及国民经济各领域发展的巨大牵动力；也是加快住房商品化的巨大催化剂。

朱镕基同志对我的文章写下一段蝇头小楷：“新华社记者有文采，可惜缺乏对宏观的了解。一是石油资源不足(已是纯进口国)，二是道路拥挤，三是购买力所限，四是人的居住尚且艰难，何能为轿车盖库盖库，如此等等，怎么能把‘行’放在首位，而且主要靠轿车来解决‘行’的问题呢？”

其后两年，实现了“软着陆”的国民经济急需寻找“新的增长点”，“轿车进入家庭”虽然多次作为有关专家和主管部门的建言，甚至作为国家计委的建议，却一次次受阻，未能位列“增长点”之一。

1998年3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家庭轿车诱惑中国》。一时成为上榜畅销书。十年间，我对轿车进入百姓家庭的认识产生了升华，从一个打破经济僵局的考虑，上升到老百姓的基本权利。

2001年3月，新华社开辟了我的汽车评论专栏《门外车谭》，在开篇文章中，我写到：家庭轿车是一种权力。享有轿车文明，是一个现代社会，尤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老百姓应有的权力。这种权力的实现，既不是政策压抑限制所能永远阻止，也不靠领导人明智善举所赐予。政府部门应该做的，是采取有效措施，发展汽车工业，改善使用环境，制定严格的环保与安全法规，从而保证老百姓追求更高生活质量基本权力的实现。

认可轿车进入家庭，折射出的正是中国从老百姓的义务本位向权力本位转变的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