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汽车评论 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珍贵的日子里，我们汽车人都十分怀念和珍惜他对汽车产业发展的关怀，他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也是中国汽车产业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一锤定音和初始的工业法规

在1978年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日子里，汽车产业的改革开放路子该怎么走，正面临着一个十字路口的决择。可以不可以和外国汽车公司搞合资？可以不可以引进外国的汽车技术？都面临着种种不同的看法，以至于争议。那时正像一条船驶入风浪激荡的大海，在飘摇、彷徨之中，一次又一次的遭遇着陈归思维和习惯势力的冲击。

李岚清同志在他“突围”一书中，关于“合资经营”问题时说：“当时搞合资经营一是不懂，二是不敢，似乎仍属于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一个‘禁区’。”什么合资经营呢？英语的词汇叫“Joint venture”。当时参加与我们谈判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墨菲说：Joint是共同或共担，venture是风险，合资经营就是大家出钱办企业，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就是风险要共担的意思。这么说法引起一场不小的争议，有人说，这不是我们共产党人和外国人“结婚”了吗？大家成了“一家人”，这是走资本主义路子？还是走社会主义的路子呢？这是一种“洋奴哲学”，“卖国主义”的做法。正当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刻，有关部委将这个问题请示了邓小平同志。

1978年11月9日，邓小平同志对汽车该不该进行合资经营问题作出了明确的批示：“可以，不但轿车可以，重型车也可以嘛。”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未开，就对汽车的合资经营问题就作出了表态，那是十分不容易的。正是邓小平对合资经营问题一锤定音，落地了，于是像上海与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合资经营项目批准了，一批轿车也包括重型汽车合资项目都诞生了，促使中国汽车产业过去只生产卡车，而走向轿车规模化发展的新年代，汽车工业从“小学生”，当上了“大学生”。

随着汽车等领域合资经营事业的发展，于是一部“外资法”也顺势而生。那时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饶斌就汽车合资问题向国家有关部门报告联系，大家都高度重视，就一起组织拟定合资企业法规问题并向中央报告。在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要有法，要按法办事，不能少数人说了算，要抓紧作好经济立法工作。”这样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合资经营企业法》，于1979年1月1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获得通过了，应该说这是改革开放，对外创业立法首次重大创举。在这个法中还对外商投资比例作了上限与下限的规定，即外商投资比例不得超过51%。而下限不得低于25%。至今我们汽车合资企业50：50股比规定已成为一种惯例延续下来，这应该说早有法定的依据。

邓小平同志也十分关心这部法律的起草工作，1979年6月28日，他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谈到了要对合资经营企业立法问题，并且由全国人大来通过立法时说：“这个法还不完备的，因为我们还没有经验，与其说是法不如说是我们政治意向的声明”。1979年8月，邓小平在天津视察时对市领导同志说：“搞四化，搞合资经营，在过去帽子是很大的，什么‘洋奴哲学’、‘卖国主义’都扣上。现在还有人说我们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社会主义，只搞资本主义，道理很简单，关健是发展生产力，增加人民收入，穷得很，没有优越性”，正是邓小平同志在千头万绪中抓住了决定性环节，从端正思想，立法入手，进行有效的拨乱反正，开辟新途，开创伟业，推动汽车工业的巨大发展。

在1978年中国当时只生产16.7万辆汽车，其中轿车车0.264万辆，现在我们每年生产2000多万辆，位居世界第一；当时汽车保有量才152万辆，2013年我们达到1.36亿辆，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在改革开放30多年间，我们汽车产业取得令人信服的辉煌成就，这一切是和汽车人学习和贯彻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分不开的，有着密切关系的。

邓小平坐红旗轿车检阅三军

•科技也是汽车产业的第一生产力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邓小平同志就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与此同时，在1977年，面对当时长期形成的思想禁锢状况，邓小平同志就谆谆的告诫我们：“世界上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的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还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的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事业”。这对于我们汽车人来说，更加明确的指向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提升自立汽车产业的责任和信心。

当代全球正进入一个知识经济社会年代，而新兴的科学技术则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大家都知道，著名的未来学者杰里夫•李夫金提出“第三次工业革命”一套系统理念，正引起国内外各界广泛关注。不久前，正是这位学者李夫金，在北京大学演讲是说到：“19世纪是英国人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21世纪可能是中国人的世纪，我希望中国人要大力的切实的抓住以新能源和互联网相结合的，以最新型的高科技群，来迎接第三次产业革命，这给中国这个世界巨轮会带来新的生机和发达”。这样，我们重温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重大的历史性论断，并努力继续去创新，去实践，不断模着石头过河，这对我们大力发展汽车产业新型的生产力，有着明显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意义。

在国际汽车发展史上，充分体现科技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大家都知道，1895年德国朋驰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辆汽车，从此在欧洲德国、法国、英国都用人工敲打办法，生产单件汽车，这种小批量生产方式，生产力明显低下，这是汽车工业初期发展阶段；但到1908年，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发明了“T”型汽车，并且用流水线进行生产装配，形成汽车工业完整技术生产体制，一年可生产上百万辆，成本很低，都卖给平民百姓，使汽车进入大规模生产阶段，这样欧洲汽车生产没落了，市场都转到北美；到了上世纪80年代，日本汽车崛起，以丰田汽车为代表的精益生产模式，车造得更好，成本更低，更耐用，竞争力强大，再加上IT业兴起，汽车开始采用IT业产品，电子化水平不断提升，汽车进入了精益生产阶段，汽车被世界公认为是“改变世界的机器。”这样，北美汽车受到很大冲击，市场向东方转移，日本，以及近年的韩国，成为世界汽车最主要的汽车制造国家，汽车工业和信息产业进入广泛深入的融合发展，并且在市场上出现融会贯通定制商业模式的兴起，客户对汽车的要求要符合定制方法，汽车不再是面向市场，而是面向用户，用户成了真正的“上帝”，于是一种以“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年代兴起，这种生产方式已在发达汽车工业国不断推行之中，同时为适应汽车“节能减排和低碳绿色”要求，全球正掀起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和法规，尤其是电动汽车的潮流相当高涨，以保证汽车的可持续发展，这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竞争的焦点，谁的创新水平高，市场就会倒向谁，谁的服务水平好，市场也会倒向谁，汽车竞争进入一个全新模式，现在大家都在为建设高度化的“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商业模式进行多元化的竞争与合作，但谁是最后，最优秀的代表，至今还很难说，这包括“特斯拉”轿车在内，也面临着众多竞争和挑战，王传福说：我的比亚迪也会超过“特斯拉”。

归根到底，汽车产业生产力发展，要按邓小平“三个有利”核心价值观来衡量。在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提出现代化生产力要符合三个标准，就是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再进一步归纳就是达到 “以人为本”水平，作为汽车产业发展事业最高的价值观，我们汽车人一定按照这一重要理念，以创新驱动为中心，抓住掌握核心科技这一重大环节，构建和谐、凝聚、引导、智慧、低碳、安全、永续的汽车文明社会和宏伟的自立的现代化汽车大业，努力实现美好的“汽车梦”进行艰辛不懈的奋斗。

•以法建业，创建为汽车产业自主大发展的良好环境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和邓小平早在1978年指出：“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改变而改变。”邓小平想法和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纲领是相一致的，吻合的，有着共同的法治理念，目标都是要明确在法治的轨道上，加快推动改革开放工作的进展，汽车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如何在新视角下，推动法治工作，更好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开放，创新驱动，推进实施国家整体的发展战略，和以法治体系结合，已成为汽车产业发展的重大课题。

以法治车，这主要是要设置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汽车产业发展中、长期战略方案、规则，但现在还没有做出来，我们希望国家尽早搞出一个汽车战略规划，一种有效、可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顶层设计，使大家明确总体战略目标，建设起良好的汽车创新发展机制和制度，构建透明，高效，可靠，统一的政策和法规平台，能像韩国那样，在法治基础上，加强国家对汽车工业的引导和扶持，重点是提升自主品牌汽车，自主产业和新能源汽车的整体、系统、完善有效的建设，而不仅仅是补贴，地方保护，各自为政的重复，分散，同质、无序的干，核心技术上不去，强国目标不明确等问题，能得到有效改进。

以法建车，有了战略方案，如何实施执行，就像过去汽车工业每五年都搞了规划，但怎么实施，怎么监督，怎么评价，多是有计划，少实现，忙了一阵交卷完事。我们设想要在战略规划基础上，搞好汽车产业“十三、五“规划，不仅仅是制订好计划，更要管好计划，” “十三、五”计划这是汽车产业走向强国重大基础。所以怎么实施问题，也要多学习邓小平同志对管理工作方面的教导。在改革初期邓小平认为中国经济还处于粗放管理阶段，急需加以改进。1978年邓小平指出：“我们有一个最重要问题需要解决，就是管理问题。实际上我们不懂搞管理，什么事情要发展，首先想到的就是增加人，每个部门都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搞管理，应当有定额，有责任制，有考核，可是这些东西我们都不讲究，实际上我们没有管。” 邓小平还主张多学习，多实践。他说：“从实践中学、从书本上学，从自已和人家经验中学”。他还进一步指出：“没有满腔的热血，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邓小平对信息化管理也提出关注，他告诫人们说：“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吗？确实很重要。做管理工作的人没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灵，再也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这是邓小平同志对加强管理工作一些指示，我们汽车人必须用现代的目光去理解，体会邓小平同志对治理经济的管理和法治一些讲话精神，自然具有极好的时代化指导价值，更好实现汽车工业战略的执行力。

以法强车。强就是建设汽车强国。我们现在，也就是今年可能是第六个年头成为世界最大的产，销国家，但还不是强国，如果我们能在新能源汽车上，特别是电动汽车，成为世界最大的，自主的产销国家，那么说是建成汽车强国就非确切。最近习近平主席在视察上海汽车集团时说：“汽车行业市场很大、技术含量和和精细化管理程度很高的行业，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必经之路，要加大研发力度，认真研究市场，用好用活政策，开发适应各种需求的产品，使之成为一个强劲的增长点。”习主席用市场、技术、管理，政策搞好汽车行业提高到先机的高度，和我们重温邓小平对建设强国一些讲话，感到领导人相互之间有着许许多多默然契合的地方。

习近平主席视察上海汽车集团新能源汽车

邓小平历来注重大局出发，其思维具有极强的原则性，整体性、预见性、创造性和战略性，以此来驾驭全局，控制形势，指引方向，对于建设强大国家非常重要。他说：“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邓小平作为具有魄力的伟大领导者，他密切地把握建设强国的脉膊，坚持中华民族一定要走复兴之路。这样就一定要把四个现代工作做好，他说：“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革命时期，主要是通过暴力手段，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而和平时期，主要通过政府的管理活动为生产力发展提供条件。”实质上他强调的是政府职能要从管制形式向服务形式转变，政府在管理过程中，应该从重“管”向重“理”方向转变，当官不是父母官，而是人民的“保姆”，管理方式上要从直接管理转为间接管理，强化对经济工作预测、监测、发布信息，指导引导，给生产经营者要有长远广宽的发展空间，说透了就是要权力下放，提高素质，加强服务，他归纳政府工作为“领导就是服务”的命题。对于全球化问题，他早就从全球战略角度来思考，他说：“对我们中国来说 ，考虑问题历来不单从中国自己利益角度考虑，而是从全球战略来提出问题，考虑问题，当然，这个考虑是有利于中国的。”他还讲：“现在大局是什么？二十世纪来，我们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他还说：“要制定自己的适合于本国情况的战略和策略，纲领的要求，只能由各国自己搞”。“国家这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可能性较大后再下决心”。从大局出发，从实际出发，显示出邓小平领导的战略思维，以此来建设汽车强国，这完全证实邓小平同志，也是中国汽车工业总设计师，我们仍要沿着他的理论和思想搞下去，一定会把中国汽车产业建成世界上强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那样，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擘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正在一步步的变为更好的现实，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一天天的走向繁荣富强，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向伟大复兴。对此，我们感到无比自豪。

在广安瞻仰邓小平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