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方能考举，为何不有车才能拍牌？

如何不再“全民抢牌”？如何有效减少拍牌摇号人数？

途径有二：

第一，增加拍牌摇号的成本；

第二，提高拍牌摇号的门槛。

很显然，增加拍牌摇号成本必然将会又一是桩遭到千夫所指的“恶政”，本就因为一牌难求而恼火，增加费用无疑是火上浇油，所以，不可为。

那就只能提高门槛了。

想想也是，在范进的那个时代，考举人也是有高门槛的，没有一个秀才功名是不能参考举人的。那为何我们拍牌摇号就不能也提高门槛？要知道我们的制度可是要比范进的时代先进得多！

是的，有了秀才功名方能考举人，同理，自当是有了私车才能拍牌摇号！你如果连车都没有，要牌做什么？不是瞎起哄吗？上海5月份11万人拍牌，而新车销售才多少台啊？北京更是如此，参与摇号的，绝大多数都是还没买车的。这么多没车的都来抢车牌，不出现一牌难求就怪了。

抬高拍牌摇号的门槛，凭购车发票才能拍牌摇号，这将是有效减少参与拍牌摇号人数的可行之策。而且，这对于那些尚没有买车的人而言，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利益损害，只是阻止了他们盲目跟从，哄抬车牌的不理性举动而已，说白了，只是让这一些人无法再买“车牌彩票”罢了，执行中的抵触不会大。但对于那些已经有了车，或急需用车的，“待牌上路”的那部分人而言，把无车抢牌的人挡在门槛之外，大大提升拍牌摇号的中标率，则将是最实质性的利好。

当然，把新车发票当作是拍牌摇号的门槛之后，依然还会有一部分人拍不上牌，摇不上号。但是，正是由于有这种顾虑，可以有效限制京沪两地的买车冲动，经过一段适应期后，自然会达到一种平衡状态。消费者在买车前，必须得做好数月拍不中数月摇不中，新车只能停车库的心理准备。谁都会权衡，谁都会慎重，即使去黑市买二手牌，可会由于车牌难度的下降，而回归一个可接受的理性价格。

拍牌摇号的高门槛，再加上有车无牌的风险，当是可以降一降“全民拍牌”的“虚火”，特别是在上海，拍中之后还有着数万多元的车牌费用，这足可以让上海的车牌难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最难铁皮”背后的“阴谋论”

如此简单的道理，我等小民能够想得到，京沪两地的政府也一定可以想得到，关于有车才能拍牌的建议也早就有人提出过，但为何迟迟不见有政策改变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可以先算一笔账。如果按上海每月参与拍牌的平均人数在10万左右，每次拍牌将产生100元的手续费和2000元的保证金计，如此一来，每次拍牌后，政府都将获得1000多万元的手续费收入，以及无偿占用2亿元的保证金。这种无本的买卖也太赚了吧。

不仅如此，上海拍牌虽然加入了全年警示价规则，定死了沪牌的上限，但并没有定沪牌的下限，如果拍牌太容易了，那么车牌会不会降价呢？上海一年投放10万张车牌，即使每张牌降个5000元(还不到现在车牌价的7%)，那么每年政府就少收入50个亿！只有一牌难求，才能让沪牌理所当然地长居高位。而且今后上海市还完全有理由说：“由于2014年设定了72900元的全年警示价，使得上海车牌价格过低，从而让上海车牌一牌难求。因此，上海要顺应民意，警示价可以上涨嘛，可以取消嘛。”至于取消警示价后，上海车牌会涨到多少？我还真不敢猜，不过看看早已经上了6位数的二手上海车牌，如果取消警示价，上海拍牌会是在哪个价格区段，是完全可以想到的。届时，政府能够多收的，可远不止“三五斗”！

北京的摇号貌似不像上海拍牌那样，政府被直接地卷入了利益之中，但更不透明的操作模式则是提供了更多的“黑色空间”(至少是黑色的想像空间)。因此北京的车牌“黑色产业链”也远比上海更甚，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会有北京交管局原局长宋某那般人物的出现了。

汪洋副总理有一句极形象的话：“改革就是从既得利益身上割肉”。

“割肉”的难度本就可想而知，而从既得利益的政府身上“割肉”？呵呵。

不论怎么说，范进同学还是中举了，算是从“制度的受害者”，华丽转身为“制度的受益者”。

不论怎么说，MiVo同志也还是拍牌中标了，但他自己也说不清自己到底是“制度的受害者”还是“受益者”。

5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他交完74400元车牌费，选了一个极另类的车牌号，然后开着他的菲亚特，默默地拥堵在上海市的滚滚车流之中。